《奋进的中国管理科学》序言

    《奋进的中国管理科学》即将问世，我乐为之作序。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各行各业都在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中国的管理科学也应如此。我们已经有了两个30年的过去，更需要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展望未来。历史是在保守和改革之中前进的，学问是在传承和创新中发扬的，要想知道将来，就要明白过去，所谓温故而知新也。写作本书的目的在于就中国的管理科学而将这番话阐述得更详尽一些。

    既然写的是中国的管理科学，那么首先就要说清楚中国的管理是什么，以及中国的管理科学是什么。本书的作者已在书中就他或她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写出了自己的意见，在此我只想从个人的角度提一个看法，供读者参考。朱镕基同志有一句名言，“管理科学，兴国之道”，他的这句话贴切地说明了管理科学在中国的作用和地位。这里，我想改几个字，将其变成“科学管理，治国之道”。前一句说的是管理科学，后一句说的是管理工作。同时，我想到了中国的一句老话，“打天下易，坐天下难”；又想到了郭重庆院士就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任时主张的一句话——“学以致用”。我希望读者能从书中看出或者悟出这些话的精髓。当然，我也必须向读者介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对管理科学的见解，即“管理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组织管理活动客观规律及其应用的综合性交叉科学，为人类高效率地使用有限资源提供有力的支持”。我希望，读者能够从书中了解到中国的管理科学工作者是如何做到为中国人有效使用资源提供支持的。

    在中国的管理科学史上，对于两个30年的变迁也是有许多事和话要说的。前一个30年，在学科体系上是向苏联一边倒，无事无语不以苏联为师，西方的管理理念和方法仅是以钱学森先生的声望和运筹学的名称介绍到国内。我还记得，1957年1月的一个夜晚，钱先生带领许国志、桂湘云和我进入中南海大院里的一间大厅，向中宣部科学处的于光远同志汇报准备开展运筹学研究的情况。当时天黑黑的、灯暗暗的，可大家的心却是热热的。如今老许走了，但这一时代的特点是豪言壮语，“人民公社号，亩产万斤粮”，“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等等。当时中国的管理科学工作者大多没有这个胆量，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大跃进”的浪潮还是把他们驱赶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场。其实，这应该说是件好事。书中记载的几件事就是那个时候的案例。“大跃进”总有收场的时候，1961年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和数学所的两个运筹学研究室合并，华罗庚先生对我们说，“好好读读书吧”，我们这些管理科学工作者便重新回到研究室学习。1944年出版的由John von Neumann和Oskar Morgenstern 合著的《博弈论》就是我们研究室集体阅读的一本书。总之，前一个30年是中国管理科学的孕育时代。前后30年之间的“文化大革命”暂且不去说它，而后一个30年借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东风，迎来了新的局面。这个时代是拨乱反正的时代，把前一个时代所犯下的妄想、错误统统纠正过来，国家政策是“改革开放”，指导思想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国的管理科学在这一新的方针的引导下，进入了重生时代。老“海归”谢幕，新“海归”登场。苏联专家早走了，美国学者来到了。中国的管理科学真正有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开始。我希望，这本书能将这一虽然不能说是惊天动地却也堪称波澜壮阔的中国管理科学发展的场面描绘出来。

    近30年来，对中国的管理科学来说有两件大事应该大书特书：一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同意并且建立了管理科学部；二是中国工程院设立了工程管理科学部。书中有两章分别记述了这两件大事。如果没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的资助，没有中国工程院对管理科学的承认，中国的管理科学恐怕依然会举步维艰。因为我有亲身参与这两件事的经历，因此当看到书中的叙述时，不禁感慨万千。当初筹备管理科学部时，我们还不敢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其他学部看齐而称学部，只能自称学组。成立学部则是10年以后的事了。我受学组同志们的委托，向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唐敖庆同志解释管理科学建设的必要性和汇报管理科学学组（准同于学部，简称管理科学组，下同）的筹备情况。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这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写到这里，我要感谢师昌绪院士。他当时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副主任，正是他的鼎力支持才使得管理科学组的组建得以顺利进行。对于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科学部的酝酿和成立，我并不知情，当所里要我申报参加中国工程院管理科学部院士的竞选时，我还以为是参加管理工程学部院士的竞选。当选后第一次出席管理科学部的会议时，我讲出了这个类似笑话的故事，徐匡迪院长便立即作了工程管理科学部性质的说明。附带说一句，今天社会上流传的一些关于工程管理科学部的说法，像我犯过的笑话一样，大都是顾名思义的误解。

    接下来，我要说一说下一个30年。首先，是关于管理学与经济学的关系，二者犹如老大和老二的关系。无论从学术渊源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二者的关系都是这样。所以，人称经济学为显学，而管理学则被笼罩在经济学的光环下，只能成为隐学了。因此，我主张，下一个30年，管理科学一定要争取话语权，而且是大的话语权。仔细阅读《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就会发现，其中的重大领域和重大专项都有管理科学的问题。我们的管理科学工作者就是要通过自主创新来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到话语权。其次，现今的时代是实物经济和虚拟经济并存的时代。2008年下半年的金融海啸揭露过度依赖虚拟、轻心对待实物的错误，中国的管理科学界也存在这种倾向。时代的影响，不是管理科学的本质问题，也不是中国管理科学家的嗜好问题。但无论如何，下一个30年中国的管理科学学界要着重研究实物经济的管理问题。只有在坚实的实物经济的基础上，才有虚拟经济发展的前途。从以上所介绍的管理科学的定义可知，管理科学的首要任务是，在管理上要保证人民衣食住行用品生产的质量和效率。最后，是关于管理科学的教育和培训。中国高等教育的是非与成败是个长年的话题，我没有资格和能力对其进行评论。不过，2008年温家宝总理探望钱学森先生时，钱先生的一句话——“这些年怎么没培养出拔尖的人才”，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真诚希望在下一个30年里，中国的管理科学工作者能集思广益，提出并实施管理科学的教育改革。书中虽然没有针对这一问题的专门论述，但是在有些篇章里还是可以看出少许端倪。

    这书作者的知识经验、聪明才智、精心思考和辛勤劳动是该书具有可读性的保证。我谨以对他们的敬意和感谢，作为这篇短序的结束语。

        刘源张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质量科学研究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2009年1月12日 

《奋进的中国管理科学》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