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科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大前副校长张国有近期就突发性病毒传染的未来预防预控问题从战略管理的角度谈了他的看法及见解。此稿的部分内容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需建立常态化管理机制”为题，已摘要刊发在近日出版的《经济管理》第3期上。

一、什么是“病毒3”？病毒2之后我们要做什么、怎么做？这里有许多预防预控的战略管理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什么是病毒3？不清楚。它是继病毒1、病毒2之后的一个不确定的病毒假设：不知道何时会来、在哪儿出现、以什么状态出现，但它会大概率出现。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灰犀牛，我们不能不防。这就是以未来的不确定中的确定来指导现在行为的战略性问题。

进入21世纪，中国就面临两次突发性病毒传染的重大事件。一次是2002年底SARS病毒引发的非典肺炎疫情，波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将SARS看作是病毒1。再一次就是2019年底COVID-19病毒引发的目前仍未结束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已经开始国际蔓延。我们将COVID-19看作是病毒2。两者相距17年。

病毒1是突发的，我们没有管理经验，出现了许多缺口、短板和失误，但也创造了经验。万众一心，抗击半年之久，病毒1退去。病毒2也是突发的，我们不能再说没有管理经验，但上次的缺口、短板有些依然存在，还是造成了一些突发性被动。我们继而延续经验、创造经验，继续依靠强大的动员力、组织力、达成力和无畏精神，全面抗击病毒2带来的威胁。

病毒1之后，我们想没想到有病毒2会来？我们想没想过要做什么预防预控？17年后，病毒2真的来了。面对病毒2，我们终将胜利。但现在的问题是，未来17年中，会不会有病毒3的突发？如果病毒3真有可能来，面向病毒3，我们现在怎么办？

战略是对未来的基本意图和总体构思，而管理则是对意图及构思寻求途径、设立规则，并在规则的基础上去追求结果和取得结果的效率。面向未来的病毒3，或者未来的病毒N，我们怎么看，我们要做什么，怎么做、我们要什么样的结果。这里面有许多预防预控的战略管理问题值得深思。

二、21世纪，突发性病毒传染从偶然性突发转成了间歇性的常态，我们需要将偶然突发事件当作常态进行监测和管理。

突发性病毒传染是偶然的还是常态的？一次的突发是偶然的，但间歇性的突发就变成了常态。现实的态势是由偶然向常态转化，但我们的思维还留在偶然突发的框架中。这不利于未来的防控。从非典疫情到现在，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上至少发生了五次国际卫生组织确定的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002年12月在中国突发的SARS疫情，2009年3月在墨西哥突发的甲型H1N1疫情，2013年12月在西非突发的埃博拉（Ebola）疫情，2015年5月在巴西突发的寨卡（Zika）疫情，2018年5月在刚果(金)又突发的埃博拉疫情。由此算来，国际关注的大疫情，平均3-4年大概就有一次。间歇性突发的情况越来越多。相关国家不得不将其纳入自己的经常性的防控范围。我国也不能例外。

有些病毒间歇性突发的次数比较多，例如“埃博拉”病毒。“埃博拉”病毒首发是在1976年8月刚果（金）的北部。第一例患者是当地一位44岁的教师。从首发至今已40余年，“埃博拉”病毒在1979年、1995年、2014年、2018年等年份一直在间歇地暴发，并以扎伊尔型、苏丹型、雷斯顿型、科特迪瓦型等各种变异，肆虐近20个国家。世界上除了已有的病毒在间歇性突发外，将来还会有人们所不熟悉的新病毒出现。不管我们情愿不情愿，21世纪的恶性病毒传染不再是偶然的现象，而且恶性病毒传染不亚于一场战争对一个国家的破坏。负责任的国家有必要将偶然突发事件当作常态进行检监测和管理。我国也需要这样做。

三、21世纪，病毒比战争更厉害，预防病毒传染比预防战争更重要，用平时的防控来减少或避免病毒突发流行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将并不是每年都发生的病毒传染变成每年都要监测和管理的常态工作，似乎不值得。实际并非这样。如同战备一样，并不是每年要去打仗，但战备能使仗打不起来。真的打起来，也处于有准备状态，利还是大于弊。

21世纪对人生命安全威胁更大的，不是战争而是病毒。2003年3月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到2011年12月全部结束，历时8年，美军死亡4497人。2009年3月在墨西哥突发甲型H1N1疫情后，2009年4月美国发现第一例病毒感染者，到2010年4月10日美国疫情结束，历时1年，感染者约有6080万，死亡约有1.2469万人。传染性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病毒比战争更厉害，预防病毒比预防战争更重要。

对病毒传染进行常态的监测和管理，大量的工作是对民众健康、免疫力、卫生习惯的训练，以及对病毒的科学研究、医疗系统的完善、防控体制的改进等，这都是非常必要的国家基础工作。钱是要花的，但花钱是不是值得？我们还没有计算过一年的常态管理所需要的费用与由于病毒传染及抗击病毒所支出的费用相互之间的比算。但战争费用与其他费用倒是可以做些大致比较。美国伊拉克战争的军费总支出是7630亿美元，而2015年美国联邦层次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一年约729亿美元。如果能比算，那么，投入战争的费用大概可以支持10年的联邦层次的公共服务。

面向未来，我们需要转变思维，转变看问题做事情的角度，将突发性病毒传染纳入常态进行监测和管理。如果能用平时的防控费用来减少或避免病毒的突发流行所造成的巨额支出，也是值得的。

四、抗击病毒疫情的经验教训十分珍贵，如果能将其转化成规律性的认知和系统性的规则，就能为防控体系建设奠定规则基础。

病毒传染防控的经历和经验都是用病痛和生命换来的。若不能将经验教训转化成规律性的认知和系统的规则，转化成系统能力，那经验教训就白费了。我们期望将过去的和国外的经验充分利用起来，为将来病毒防控所用。2003年对病毒1的防控，当时，我们没有适用的防控规则可作依据，就是从实际出发，一边探索，一边诊治，通过大量的规定、意见、通知、方案、标准等指挥性的办法，来解决具体问题。后来根据需要，我们也确实将某些经验转化成了认知和规则，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例如，根据SARS防控经验和进一步防控的需要，2003年5月国务院制定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个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专门法规。计六章五十四条。在当时抗击非典的后期工作中发挥了指导作用。这个条例，2011年1月进行修订后又公布实施，在当前新冠病毒防控中又成为管理的指导性规则。

又如，2004年8月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其中在第三条传染病甲乙丙分类中，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新添加在“乙类”中。并在第四条列明，对乙类中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参照这个规定，在这次新冠病毒防控中，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专门公告：经国务院批准，“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SARS的防控经验转化成规则后，就能系统地稳定地发挥管理依据的作用。

还有，这次新冠病毒肺炎突发后，中央政府、各地方政府从实际出发，也发布了一系列防控政策文件。经查阅，仅中央政府及主管部门的政策文件，一个多月来就有60余个。这些政策文件涉及到许多领域的防控管理问题。例如，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疫情条件下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重症危重症患者远程会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1-7版）、商场和超市卫生防护、医用防护服分级分区使用、应急救治设施设计、互联网诊疗咨询服务、心理援助热线、信息化支撑疫情防控、医用防护用品管理、疑似病例轻症患者首诊隔离点观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防控、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城乡社区疫情防控、公共交通工具消毒、县域医疗救治、实验室生物安全等。这些管理办法，为我们认识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如果认真地进行梳理，将其提炼成系统的规则，就能为预防预控体系的建设提供基础性的帮助。

五、在病毒传染防控体系建设上，存在系统性问题，这次抗疫之后，最好将防控体系建设列入国家规划，下功夫进行长期建设。

面向未来，面向病毒3，面向病毒N，挑战很多，责任很重。首先是重新认知病毒，其次是制定防控病毒传染的规则，再次是按规则扎扎实实办事。从抗击病毒2的情况看，我们在防控上所出现的短板、被动还是不少，尤其是在防控规则领域，缺位很多。规则不到位，无法依规进行教育、规范、建设等，出现了一些不该出现的事情。17年来，各级政府及相关机构做了一些防控规则建设，但和实际需求相差甚远。

2020年2月14日举行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就今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问题，提出若干个方面规则和机制的建设要求。例如，要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等。其中，在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方面，特别要求要健全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建立集中统一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要健全科学研究、疾病控制、临床治疗的有效协同机制；要完善突发重特大疫情防控规范和应急救治管理办法；要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机制等。

从会议看，一方面说明中央对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特别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17年来我们在病毒传染预防预控体系建设上短板太多，存在系统性问题，若再不重视这方面的规则建设、体系建设，未来的病毒传染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被动，更严重的损失。所以，除了将突发性病毒传染纳入常态进行监测和管理外，我们还要在健全完善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上下大功夫，力求将这项建设任务列入十四.五规划及今后的规划，有步骤地长期推进建设。

就SARS和当前新冠病毒防控实践来看，要防控未来病毒传染的威胁，还需要对病毒传染威胁体进行解构，清理出相关的威胁性因素，弄清因素的基本影响、序次及关联机制，明确战略方向，明确防控管理的功能、责任及关键点，一项一项地把预防措施和预控管理做实做好。

六、防控“引发源”和“健康危害”，提高平时对病毒科学研究的能力，一旦发现疫情，尽早隔离，尽快诊治，尽量降低病毒的直击效果。

病毒威胁体中首要的威胁性因素就是“引发源”，即引发病毒传染的根源。病毒是什么，病毒从哪儿来，病毒如何传播。疫情一旦发生，管理首先面对的就是这三个问题。当然，理想的对策是：切断传播，堵住来源，找到病因，研究病理，得到疫苗，控制病毒。问题是从来就没有这么理想过。大量的情形是人们不知道病毒是什么、从哪儿来、如何传播。总是在黑箱中摸索，寻找证据，寻找规律。果子狸、蝙蝠、宿主、媒介、生化阴谋等等。在没有证据之前，一切皆有可能。对引发源防控管理的关键在于改进科研机制，提高对病毒的科学研究能力，寻找证据，寻找因由，当需要的时候能及时发挥作用。我们在这方面的短板比较多，需要建立平台，下大气力进行研究。

再一个威胁性因素是“健康危害”，即病毒传染的速度和直击健康的严重性。有个指标叫R0，即病毒再生繁殖数，反映病毒再生传染的能力。这是在没有外力介入、同时所有人都缺乏免疫力的情况下，一个传染病人，会把疾病传染给其他多少个人的平均数。有人测算，SARS高峰时R0=2.6，就是说1个患者平均传染2.6个人。随着防疫措施的加强，RO值会下降。R0值越高，说明病毒传染能力越强，疫情越严重。还有个指标叫患者死亡率，反映病毒致死人的程度。2009年甲型H1N1疫情，墨西哥的患者死亡率为2%，2013年的埃博拉疫情，西非的患者死亡率为50%以上。病毒再生繁殖数和死亡率这两个值越高，病毒传染带来的健康危害越重，引起的国内外关注度越高。对“健康危害”防控管理的关键是在积累病毒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保持对病毒传染的判断及敏感性。一旦发现，首先隔离，切断传播链，尽快诊治，尽量降低病毒传染能量的直击效果。

七、防控“延迟报告”、“突发性被动”和“信息混淆下的社会恐慌”，做到立即报告、有准备、保持防控信息沟通的及时性真实性。

“延迟报告”的威胁性在于发现了疫情却不立即报告或不能立即报告。医生、医疗机构、防控机构等发现了病毒传染病状或疑似病状，不立即或不能做出警示报告，贻误了最早防控的机会。立即报告包括向防控管理部门立即报告和向医务人员及公众的及时通报。发现不了是能力问题。不报告或延迟报告就是在帮助病毒传染，帮助致死人命，就是犯罪。防控管理的关键在于制定“不立即报告就是犯罪”的法则，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互联网机制平台，去除层层上报的繁复的行政环节，建设一条数字技术网络，联结各层，从医院可直达中央主管部门，确保最早发现、立即报告、及时处理。

“突发性被动”是由于疫情突发而无准备造成的管理无措。病毒感染第一例的最早发现、立即报告的直接效应就是为及时处理争取更多的时间。在难以控制的情况下，病毒高倍速传播，患者高倍速增加，越来越多的感染者涌向医疗机构，使缺乏准备的医疗机构不堪重负而出现混乱。同时，病毒病理的分析、治疗方案的准备、病床、医生、护理人员、药品、器械、物资、防护条件等等，与病患者需求形成巨大的反差。如此引发的各种矛盾向社会漫延。对无准备条件下管理上的突发性被动，防控的关键在于“有准备”，就是说，在无突发情况下应有医疗资源的应急配置和物资应急调配机制。这件事需要前瞻性的平衡。配置的目的不是要根除矛盾，而是在有准备的情况下，尽量减少突发性造成的混乱。

“信息混淆下的社会恐慌”是由于真假信息混在一起，民众不明真相，造成不知所措和社会动荡。现在，信息互联、社交平台，自媒机制等使病毒传染的各种信息以高于病毒传播的速度不断扩散。对病毒传染致病致死的恐惧，加上权威信息传播渠道不及时或失实失信，造成民众不知所措和无序奔走，同时增加了病毒传播的机会。信息混淆及恐惧、焦虑、歧视等各种紧张状态，引起社会恐慌。对此，防控管理的关键在于坚守权威信息平台对民众负责的信念，保持病毒防控信息的及时性、真实性，以此去平稳民众的慌乱心态。

八、减轻“经济萎缩”和减小“国际负压力”，分轻重缓急有节奏地保持经济活力，保持密切的国际沟通，争取国际社会的最多理解。

“经济萎缩”是病毒传染对经济活动的冲击，导致经济增长停滞或下降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对病毒传染最直接的措施就是隔离诊治。隔离措施使相当数量的实体机构，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活动中断或中止，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相关机构和人士对冲击效应有各种预测，有的认为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速会接近5%，还有的认为会在4.7%左右，下降1.3-1.8%不等。除经济下降外，还有企业断链、停工、倒闭引起的失业、债务、纠纷等，又加剧了社会动荡。要尽量减轻病毒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其关键在于区分病毒传染在区域上的轻重缓急，分区采取防控措施。在没有病例或病例很少的区域，没必要一律停工停产，但要有医疗上的防控准备。一旦发现，立即隔离治疗即可。分区分轻重缓急有节奏地来维持经济活力。对坚持力比较弱又必要发展的企业，鼓励相关方面给予贷款便利、减税减租减费或免税免租免费等。通过微观努力和宏观调控，尽力减轻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

“国际负压力”是国际社会对病发地的歧视、对病发地的围堵所形成的负面反应和负面作用。病毒无国界。疫情一旦暴发，人员的国际流动就可能将病毒带到所经过的地方。各国政府从本国民众健康出发，对病毒突发地国家采取暂时减少或中断交通和人员往来的办法，围堵病毒的蔓延。这种心态可以理解，但这种负压力对病发地国家的产业链的国际运行和国家间的交往关系产生了明显的或潜在的负面影响。对病发国而言，关键在于尽最大努力减除病毒传染，尽可能缩短疫情时间，尽早恢复正常状态；同时保持国际间关于病毒防控的真实信息的沟通传播，尽可能取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减小国际社会的负面反应，尽力保持国际产业链的正常运行。

九、对已发生的病毒疫情来源及影响进行分析，对病毒疫情的抗击进行评估，以便对未来的病毒3病毒N进行有序有效的战略性防控。

抗击突发性的病毒疫情，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救火”行为。现在的情况已经不是一国而是数十个国家都在“救火”，而且各个相关国家，由于“火情”、“火势”不同，国情不同、理念不同，采取的措施也不一样。但无论怎样，相关国家都面临着引发源、健康危害、延迟报告、突发性被动、信息混淆下的社会恐慌、经济萎缩、国际负压力等方面的挑战，都在考虑现在如何“救火”、将来如何“防火”的问题。

如何“防火”，如何更好地“防火”，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有一点必须要重视的，就是我们对病毒2的抗疫结束后，我们需要对已发生的病毒疫情来源及影响进行分析，对病毒疫情的抗击行为、防控管理进行评估。我们不仅要考虑抗击措施是否有效，还要验证和评估抗击的最终结果究竟怎么样。我们希望尽最大努力消除病毒威胁、保护民众健康，同时也希望采取的措施对社会和经济不会造成更多的损失。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和评估，将分析评估的结果作为建设国家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的参考，适时调整相应的做法，形成一系列的法则规则，力求完善病毒防控的系统能力。

病毒1消退之后，17年来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但积极主动性不够，淡忘并懈怠了许多本该继续的工作。病毒2消退之后，面向病毒3，我们怎么办？在病毒3真的来了的时候，我们能否做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这取决于在病毒2和病毒3之间，我们要做些什么，能做成什么。所以，病毒2之后，我们不能懈怠，还要继续努力，做更多更切实的准备，做好有序有效的战略性防控，以此去面对21世纪病毒的不断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