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2023年第1期收录江西财经大学中国管理思想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照云，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黄欣，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巫周林，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肖智良的《中国管理：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文指出未来中国管理应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管理情境，通过“两个结合”服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以下为《中国管理：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全文：

中国管理：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①“高质量发展”于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分配失衡”转向“共同富裕”，从“高碳增长”转向“绿色发展”（王一鸣，2020）。相较于高速发展，高质量发展是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其全方位与多层次的发展要求决定了其评价指标既有经济指标，也有文化建设、人民生活、法治安全等社会人文指标，前者可以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价标准，后者则需要因地制宜找出符合各国国情的道路。高质量发展对系统增量的需求与管理学谋求以有限资源实现最大效益不谋而合，因此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发展道路需要中国管理，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路径中找出中国管理的核心特征，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高质量发展人文评价指标，继而推进经济指标的稳步提升与民生福祉的持续改善。

本文立足“中国管理”和“高质量发展”两大概念，从管理学视角与传统文化视角解读中国管理的内涵与特点，分析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评价指标，并在整合目前“高质量发展”测量指标的基础上构建测量矩阵，找到中国管理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一致性，继而探讨如何用中国管理推动高质量发展。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2022-10-25。

（一）中国管理的内涵与特点

中国管理指的是具有中国民族性与特殊性的管理理念、方法和实践，其既体现了中国的历史文脉和价值选择，又有为世界管理所认同的共性因素。不能把“中国管理”简单地看成由“中国”和“管理”两个词构成。一方面，应该把中国管理视作根植于中国文化的管理概念，避免直接套用西方管理理论的框架去剖析中国文化中的管理思想，以至于破坏中国管理思想内在的逻辑性，将史书典籍断章取义乃至诠释得面目全非，最终沦为西方管理理论的注解和案例（吴照云，2021）；另一方面，强调“中国”二字的目的不是与西方分庭抗礼，而是在“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同时，从另一个角度对人类共同面临的管理难题提出中国的主张与方案，推动中西方互进互促、齐头并进。总的来说，中国管理与传统文化水乳交融，既有不变的内核又有发展的外延。

1.根植传统文化

管理作为一种实践行为，在生活实践的日常活动中产生，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受文化烙印的影响，其中经受住时间考验，颇为“优秀”的一部分在人民的选择中得以传承至今（吴照云等，2023）。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思想流派都消失了，道、法、兵、墨各家管理思想融入儒学体系，逐渐形成以儒家思想为主、各家思想为干的“新儒学”，在相辅相成中影响传统文化与管理实践的发展（成中英，2011）：儒家思想的“礼治”“德治”“仁治”塑造出以德为先、仁者爱人的管理前提，道家思想的“无为而治”“道法自然”指向了使民自化、使国自正的管理目标，法家思想的“法布于众”“刑无等级”代表了定分止争、兴功惧暴的管理功能，兵家思想的“水无常形”“谋定后动”展示出知己知彼、因势利导的管理权变，墨家思想的“兼爱非攻”“节用尚贤”则蕴含着化敌为友、以文化人的管理手段，在今天的管理实践中遗风尚存。

2.强调以人为本

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也是管理实践的主体。中西管理都高度重视人在管理中的角色与价值，但侧重点各有不同。西方管理以“经济人”或“社会人”为人性假设，将人视作过程管理要素，而中国管理用“以人为本”的中心思想构建理论体系（苏东水和彭贺，2006），以“主体人”和“道德人”作为分析依据，旨在实现从“控制人”到“发展人”的转变，人是归宿而非过程（程霖和谢瑶，2023）。“以人为本”一词最早出自《管子·霸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古代中国的治国理政希望通过管理为百姓提供安居乐业、不饥不寒的生活环境与年年有余、老有所养的民生福祉（费孝通，2021），在现代中国的企业管理中，如何尊重人、关心人、培育人、信任人，如何为员工的成长和实现自身价值创造条件，如何使员工与企业融为一体，如何在技术革命浪潮的席卷下保持“科技向善”，同样是“以人为本”的重大课题（曹新和刘能杰，1999）。

3.提倡渐变创新

对文脉传承的重视以及对以人为本的坚守，让许多跨学科研究误将中国管理同循规蹈矩和因循守旧画等号，但若只是简单黏合古代教条与现代情境，则无法解释中华文明为何能够传承至今，因此中国文化与中国管理中必然内嵌创新元素。概念上的“创新”出自《辞海》，亦作“剏新”，一指敢为人先的首创，二指推陈出新的创造，与组织管理中实现新要素与新条件“新结合”的创新职能相契合（周三多等，2020）。“日新之谓盛德”（《周易·系辞上》）、“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上》）等思想，更是表达了对创新的重视。但与工业文明情境倒逼需要快速响应的颠覆式创新不同，农耕文明的大一统国家拥有不同于流量变现的“超稳质化”，“大杂居，小聚居”的人口分布特征又使其整体情境与局部情境间存在差异，因此为消解内部冲突，其创新往往带有“徐而不速”的渐进式特点。

（二）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评价指标 

《辞海》中“质量”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事物、产品或工作的优劣程度，如商品质量、教学质量、建筑质量；二是量度物体所含物质多少的单位物理量。高质量发展中“质量”的释义更偏向于前者，强调发展的合理性与对多元需求的满足。

1.“五大理念”的发展体系 

目前，国内学界对高质量发展内涵的诠释很多，不完全统计如表1所示。这些诠释大致可分为三个视角。一是发展目标视角，将高质量发展定义为生产要素投入少、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成本低、经济社会效益好、人民幸福感提升的可持续的发展，是以质量和效益为基础的发展（王永昌和尹江燕，2019；李金昌等，2019；田秋生，2018）。二是发展维度视角，认为高质量发展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全面提升的发展，以质量高、效率高、稳质化高为维度，是经济发展质量的升级版（任保平，2018；周振华，2018；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9）。三是价值遵循视角，认为高质量发展就是走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发展道路、遵循社会发展逻辑的文明发展道路、遵循生态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科学发展（李梦欣和任保平，2019；任保平和李禹墨，2018）。

综上所述，本文将高质量发展定义为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协调为内生特点、绿色为普遍形态、开放为必由之路、共享为根本目的”^②的全面发展，具有高效、公平、可持续的基本特点。

2.“质化量化”的评价标准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以来，国内学界对发展质量测度的讨论经久不衰。改革开放至今的40余年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对外开放起步阶段（1978—1993年）、全面发展阶段（1993—2007年）、创新发展阶段（2007年至今）三个不同历史阶段，发展质量的评价指标也不尽相同（李金昌等，2019）：在积极响应党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号召的对外开放起步阶段，评价指标体系主要聚焦经济发展质量，涉及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效益、生活质量、社会劳动生产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经济指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等，1992）；在全面发展阶段，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除了聚焦经济发展质量，还涉及社会信任度、人际友爱度、生活质量、民主法制等社会指标；在注重平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发展阶段，评价指标加入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涉及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生活福利等经济社会复合指标，并成为衡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不完全统计如表2所示）：这些研究或直接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作为研究中国高质量发展的一级测度指标（程清雅，2023；孙豪等，2020；苏永伟和陈池波，2019；聂长飞和简新华，2020），或在此基础上加入“综合质效”“保障系统”等指标构成评价体系（吴志军和梁晴，2020；徐银良和王慧艳，2020）。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应以“五大发展理念”为理论参考，从量化与质化两个角度进行测度指标划分。其中量化指标包括“经济发展”与“创新发展”，质化指标包括“协调发展”“共享发展”。前者对应生产力，后者对应生产关系。“绿色”理念因技术跃迁与空间协同的兼而有之，可以分化在质化与量化指标中予以讨论。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https://www.gov.cn/xinwen/2021-11/16/ content_5651269.htm，2021-11-11。

与《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对立互补”原则相似（谢佩洪和魏农建，2012），量化与质化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彼此交融，因此本文以“跨越时空，超越国度”为价值准则，在选用的量化评价指标（“创新发展”与“经济发展”）与质化评价指标（“协调发展”与“共享发展”）上构建起一个2×2模型（见图1）。其中，包括立体协同创新（区域①）、内外创新共享（区域②）、内部时空增量（区域③）和外部时空共享（区域④）共四个区域八个二级指标。

（一）立体协同创新与内外创新共享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③创新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平衡问题，因此需要协调水平的协同驱动创新与垂直的设计驱动创新，以立体协同创新促进创新全面发展。

1.以区域协同创新驱动国内全面创新，促进国内区域共享

目前，我国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面临着基础条件不平衡、创新能力不平衡等问题（魏后凯等，2020），其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资源的互补与区域间扶持。创新驱动发展是以知识、技术等为主要驱动要素，以实现内生的可持续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发展（王海燕和郑秀梅，2017）。校企合作人才双向输送计划、干部援疆计划、大学生西部计划等人才建设计划，都是想要以人才驱动区域创新来实现优势资源互补，并用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重大工程加速区域资源整合。

“发展”与“共享”是一体两面。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国家致力于“全民共享，全面共享”理念的落实，致力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以城乡发展为例，“大学生建设家乡潮”与“企业家回乡创业潮”等人才返乡计划以科技创新迈开乡村振兴的步伐；一些企业也积极运用自身资源和力量有所作为，提升了人民幸福感，如中国邮政无惧道阻且长，践行“人民邮政为人民”，承诺“只要在中国境内，使命必达”，移动公司在雪山顶上建设基站，等等。区域环境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缺失，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是创新发展与成果共享的意义所在。

2.以设计驱动创新辐辏国际创新发展，促进国际全球共享

创新协调发展需要处理水平层面的区域协同，也需要重视纵向层面的联络反馈，做好顶层设计。有别于市场拉动式创新和技术推动式创新，设计驱动创新是一种基于社会文化创新，由内向外进行意义创造的创新方式（陈劲和郑刚，2021；陈雪颂和陈劲，2016）：创新协调发展需要强化顶层设计，由中央自上而下锚定方向、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由基层自下而上反馈发展进度与难点，上下一心壮大本土经济体量与增进民生福祉。

与此同时，创新顶层设计还需“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国作为负责任、敢担当的创新大国，从不吝于与其他国家分享科技创新成果。从中医药的针剂转化，到杂交水稻的无偿输出，再到作为“外交名片”的中国高铁，中国不但在世界范围内致力于解决医疗、粮食与交通难题，其“万物负阴以抱阳，冲气以为和”“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等精神价值也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二）内部时空增量与外部时空共享

1.以经济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增量发展，促进全民共建共享

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特征（王一鸣，2020）。高速增长阶段与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动力机制上有所区别，但其本质含义都是生产力的增量（金碚，2018），要分好“蛋糕”首先要做大“蛋糕”，最重要的是要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其具体表现为收入差距与生活水平差距。对此，党中央提出了“保障最底层、提低扩中层、激励较高层”的共富发展导向：底层用政策扶持贫困群体脱贫，引进企业形成优势产业来解决就业并防止返贫；中层深化体制改革激励创新创业，优化政法体系保障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高层加快完善产权制度保障既得资源，健全各类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机制（刘培林等，202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享是共建共享”“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④唯有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⑤，发挥人民群众积极主动性，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⑥的生动局面，才能实现国家富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2.以经济绿色发展带动全面健康发展，保障全民持续共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⑦经济绿色发展主要是指能同时产生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即注重经济的环保性与环保的经济性（王玲玲和张艳国，2012）。首先是经济的环保性，需要加速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高污染产业转型升级，辅以体制机制建设改变以环境代价换取经济收益的模式；其次是环保的经济性，要辨识出“绿水青山”中蕴藏的经济潜力，认识到“从绿掘金”的可能性。例如多地依托文旅产业实现经济创收并脱贫致富，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对新能源的开发、对绿色产品的研发等环保举措也可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是某一代的问题，而是多代持续问题，更应做到“可持续共享”。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没有自然界，就没有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因此，才有伏羲、姬昌、孔子“三圣治易”，开天地、绘八卦、著十翼“制器尚象”以应“天人之变”，继有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警世恒言与庄子“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至德之世。唯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休戚与共，人类繁衍生息、安定发展才能具备最根本的保障。

简言之，高质量发展依靠经济基础促进创新发展，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协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实现立体协同创新与内部时空经济增量。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应在保证本国发展的基础上带动其他国家发展，努力做到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世界，在书写中国新篇章的基础上开启全球新篇章。

③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https://www.gov.cn/xinwen/2014-06/09/content_2697437.htm，2014-06-09。

④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8065200，2016-01-19。

⑤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http://paper.ce.cn/jjrb/page/1/2021-09/22/02/2021092202_pdf.pdf，2021-09-21。

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https://news.12371.cn/2017/12/31/ARTI1514699033042788.shtml?t=636520352092187500，2017-10-18。

⑦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8689036， 2016-09-03。

（一）中国管理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一致性

1.创新一脉相承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创新精神。这种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周易》为源头之一，在不易、简易、变易的“三易”原则中奠定了尊重个性、寻求共性、自强不息、追求创新的理论基础，在先秦诸子与后世百家中不断传承（李映山，2005；杨虹，2000），创新与传承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一体两翼，无创新，民族文化缺乏活力，无传承，创新成果无法累积（李光福，2010）。

习近平总书记曾用五个“着力”对新发展理念作出全面阐述，即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着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着力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⑧其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处于首要位置，旨在统领新发展理念的其他方面。可见，创新驱动发展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保障，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要特征的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总的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创新、变通和扬弃思维，是洗尽铅华的智慧传承，为中国管理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支持。这种内在一致性促使中国在管理和发展中能够充分发挥创新力量，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进步。

2.贯彻“全人”管理

“全人”是整合范式下第四代管理学的重要价值遵循（陈劲和尹西明，2019a）。从古典管理的“经济人”假设，到现代管理的“社会人”假设，再到后现代管理的“知识人”假设，直至整合管理的“新智人”假设，对“人”这一管理主体的认识日渐全面，其在管理中的地位与日俱增，呈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补与进步，即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交互与跃迁，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与社会性相统一。

工具理性是“全人”发展的技术支持，具有相对普适性。随着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高新技术蓬勃发展，“中国发展正从需求驱动走向创新驱动，从引入模仿与追赶为主迈向超越追赶引领创新”（陈劲和尹西明，2019b）。从古代的《天工开物》、近代的“洋务运动”，到现代的VR产业，我国从来都没有排斥文明利器的增加，但关键在于其是否能满足“人”这一主体的多样化需求，但正如《论语》所说，对人需求的满足应“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需要在工具理性上施加价值理性约束，如《大学》“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修身之道，《论语》“恭、宽、信、敏、惠”的立德品质，《道德经》“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的圣人之治等。

总的来说，中国管理与高质量发展都要求在增加文明利器的同时深化对文明意义的理解，以道驭术推进“全人”管理，结合“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真正让中国管理理论成为世界的管理理论，让中国高质量发展成果惠及世界。

（二）以中国管理推进高质量发展

既然中国管理与高质量发展存在内在联系与目标一致性，那么便能通过管理理论创新推进高质量发展。而管理理论创新需要兼顾内容创新与时空创新，抓住理论与实践这两大内容，随时空转变继往开来，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从“拿来主义”走向自主创新（见图2）。

1.管理理论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王艺霖，2016），即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发具有时代意义与普世价值的思想内核，辅以现代话语体系使其服务于新时代发展。首先是思想梳理与筛选，将古代各家理论中陈旧过时的观点摒弃，对具备借鉴意义的思想进行转化，清醒回应“虚无论”与“复古论”的片面理解；其次是思想碰撞与交融，在充分理解根植于不同文化土壤的管理思想差异的前提下取各家之所长，实现中西互鉴交流，理性回应“西化论”与“中化论”的偏见；最后是思想存在形式探讨，要兼顾管理智慧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让知行合一惠及各方，化解“原子论”与“系统论”的冲突（吴照云等，2023）。

创新性发展，就是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王艺霖，2016），即承接“创造性转化”的成果并将其融会贯通。一是企业从传统文化中提取管理元素融入企业文化，形成企业经营之道，如方太从儒家礼法中思考企业“家”组织的构建，树立“仁者无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的企业价值观，德生科技从《弟子规》中提炼“孝道”思想，倡导企业向“大家庭”发展；二是高校作为国家生力军的培养基地，设立中国管理思想研究、东方管理研究中心等教研机构，开设中国文化与当代管理、中国管理哲学、中国管理实践前沿、兵家管理思想等国学与管理课程；三是期刊面向广大社会群体选择传播信息、保障传输质量，包括开设“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等研究专栏。

2.管理实践由“拿来主义”转向自主创新

管理理论是管理实践发展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企业纷纷学习工业模式下的管理理论，以求企业快速发展。但随着管理实践的深入，发轫于工业文明的管理理论难以完全适应中国情境，扩展、修正西方理论而回避中西管理情境的差异难以满足现实管理实践需求（徐淑英和张志学，2005），全盘吸收的“拿来主义”或依据中国情境修补西方理论始终不是“最优解”。中国管理实践需要正视中国复杂独特的管理环境、人文背景、理念习俗与历史路径等，由“拿来主义”转向自主创新（吕力，2009）。

企业家深耕管理实践，是管理思想的践行者和创造者，企业则是管理实践的“富矿”。海尔的“人单合一”、华为的“灰度哲学”、腾讯的“科技向善”、方太的“三品合一”、小米的“与时偕行”等企业案例的成功经验，不仅说明了中华文化的与日俱新，更说明了中国管理实践自主创新、走向世界的潜力与可能（任正非，2010；高子茵等，2019）。

总的来说，管理实践创造经济收益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发展基础，高质量发展则推动更多具有高度异质性与启发性的成功案例出现，推动管理理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管理理论的“知”与“行”并非两个隔断割裂的部分，而是统一于情境化中“知”“行”互动与“知”“行”合一的互利交融关系（陈春花，2010）。

⑧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http://jhsjk. people.cn/article/28065200，2016-01-19。

管理作为一门具有交叉性和致用性的学科，其理论与实践会因情境差异而具备独特性。中国管理源于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当代中国管理的发展理念已从以资本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为中心，企业经营定位也从利润中心的股东权益最大化向增进民生福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转移，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相一致：在经济协调发展上，以高效企业管理助长经济增量发展，以多元协调共助经济绿色发展；在创新协调发展上，以区域内企业创新互通区域间协同创新，以国内企业整体全面创新辐辏国际全球创新；在发展成果共享上，打造人民全面共享、国内国际共享的全方位、宽领域模式，保证可持续共享的美好传递。两者携手、步调一致，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续历史文脉、谱时代华章。

*参考文献*

[1]曹新，刘能杰．1999．管理是金[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CAO X, LIU N J. 1999. Management Is Gold[M]. Beijing: Economic Management Press.

[2]陈春花．2010．当前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管理研究[J]．管理学报，（9）：1272-1276． CHEN C H. 2010. What management research do we need in China?[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9): 1272-1276.

[3]陈劲，尹西明．2019a．范式跃迁视角下第四代管理学的兴起、特征与使命 [J]．管理学报，（1）：1-8．

CHEN J, YIN X M. 2019a. The emerg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mission of fourth-generation management under the paradigm shift perspective[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1): 1-8.

[4]陈劲，尹西明．2019b．世界级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J]．企业管理，（7）：12-16．

CHEN J, YIN X M. 2019b. Business management models of world-class enterprises[J]. Enterprise Management, (7): 12-16.

[5]陈劲，郑刚．2021．创新管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CHEN J, ZHENG G. 2021. Innovation Management[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6]陈雪颂，陈劲．2016．设计驱动型创新理论最新进展评述[J]．外国经济与管理，（11）：45-57．

CHEN X S, CHEN J. 2016. A review of latest development of design-driven innovation theory[J].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11): 45-57.

[7]成中英．2011．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CHENG Z Y. 2011. C Theory: Chinese Management Philosophy[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8]程霖，谢瑶．2023．传统管理思想与中国式管理构建[J]．江西社会科学，（2）：127-139． 

CHENG L, XIE Y. 2023. Traditional management though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tyle management[J].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2): 127-139.

[9]程清雅．2023．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J]．统计与决策，（24）：28-32． 

CHENG Q Y. 2023.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J]. Statistics & Decision, (24): 28-32.

[10]费孝通，2021．乡土重建[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FEI X T. 2021. Country Reconstruction[M]. Beijing: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11]高子茵，宋继文，欧阳林依等．2019．因时乘势，与时偕行——小米模式背后的时间领导力[J]．管理学报，（11）：1581-1592+1600．

GAO Z Y, SONG J W, OUYANG L Y, et al. 2019. The temporal leadership behind the xiaomi business model: a case study of Xiaomi Company[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11): 1581- 1592+1600.

[12]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9．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5-17+91．

Research Group of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NDRC）. 2019. A study on promoting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J]. Macroeconomics, (2): 5-17+91.

[1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未来学研究所．1992．1991年188个地级以上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评价[J]．管理世界，（6）：143-149．

Management World,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Future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992. Evalu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level of 188 prefecture-level and above cities in 1991[J]. Management World, (6): 143-149.

[14]金碚．2018．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4）：5-18．

JIN B. 2018. Study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conomics[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4): 5-18.

[15]李光福．2010．中国传统创新意识发微[J]．广东社会科学，（1）：73-79．

LI G F. 2010.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J]. Social Sciences in Guangdong, (1): 73-79.

[16]李金昌，史龙梅，徐蔼婷．2019．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J]．统计研究，（1）：4-14．

LI J C, SHI L M, XU A T. 2019. Probe into the assessment indicator system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J]. Statistical Research, (1): 4-14.

[17]李梦欣，任保平．2019．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及其路径选择 [J]．财经科学，（5）：26-40．

LI M X, REN B P. 2019.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path choice of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J]. Finance & Economics, (5): 26-40.

[18]李映山．2005．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个性与创新精神辩[J]．湘南学院学报，（1）：38-42．

LI Y S. 2005. A discussion of the individualities and innovation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J]. Journal of Xiangnan University, (1): 38-42.

[19]刘培林，钱滔，黄先海，董雪兵．2021．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管理世界，（8）：117-129．

LIU P L, QIAN T, HUANG X H, DONG X B. 2021. The connotation, realization path and measurement method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J]. Management World, (8): 117-129.

[20]吕力．2009．“中国管理学”发展中的范式问题[J]．管理学报，（8）：1008-1012．

LV L. 2009. Chinese management: a new paradigm or a new school[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8): 1008-1012.

[21]聂长飞，简新华．2020．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测度及省际现状的分析比较[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26-47．

NIE C F, JIAN X H. 2020. Measurement of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analysis of provincial status[J].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2): 26-47.

[22]任保平，李禹墨．2018．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评判体系的构建及其转型路径[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105-113．

REN B P, LI Y M. 2018.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valuation system and the path of its transformation in the new era[J]. 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 105-113.

[23]任保平．2018．新时代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理论阐释与实践取向[J]．学术月刊，（3）：66-74+86．

REN B P. 2018.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practical orientation of China’s economy from high speed growth to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 new era[J]. Academic Monthly, (3): 66-74+86.

[24]任正非．2010．管理的灰度[J]．商界（评论），（4）：48-50．

REN Z F. 2010. The grayscale of management[J]. Business (Review), (4): 48-50.

[25]苏东水，彭贺．2006．中国管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SU D S, PENG H. 2006. Chinese Management[M].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6]苏东水．2005．东方管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SU D S. 2005. Oriental Management[M].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7]苏永伟，陈池波．2019．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J]．统计与决策，（24）：38-41．

SU Y W, CHEN C B. 2019. Construc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high quality economy development[J]. Statistics & Decision, (24): 38-41.

[28]孙豪，桂河清，杨冬．2020．中国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评价[J]．浙江社会科学，（8）：4-14+155．

SUN H, GUI H Q, YANG D. 2020.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the high-quality of China’s provin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J].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8): 4-14+155.

[29]田秋生．2018．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1-8．

TIAN Q S. 2018.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requirement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6): 1-8.

[30]王海燕，郑秀梅．2017．创新驱动发展的理论基础、内涵与评价[J]．中国软科学，（1）：41-49．

WANG H Y, ZHENG X M. 2017.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connotation and evaluation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J]. China Soft Science, (1): 41-49.

[31]王玲玲，张艳国．2012．“绿色发展”内涵探微[J]．社会主义研究，（5）：143-146．

WANG L L, ZHANG Y G. 2012. Exploring the connota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J]. Socialism Studies, (5): 143-146.

[32]王一鸣．2020．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J]．管理世界，（12）：1-13．

WANG Y M. 2020.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J]. Management World, (12): 1-13.

[33]王艺霖．2016．习近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知行关系为例[J]．党的文献，（1）：19-24．

WANG Y L. 2016.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by Xi Jinping: A cas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action[J]. Literatur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 19-24.

[34]王永昌，尹江燕．2019．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及趋向[J]．浙江学刊，（1）：91-95．

WANG Y C, YIN J Y. 2019.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trend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J].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1): 91-95.

[35]魏后凯，年猛，李玏．2020．“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J]．中国工业经济，（5）：5-22．

WEI H K, NIAN M, LI L. 2020.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olicy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5): 5-22.

[36]魏敏，李书昊.2018.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 [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1）：3-20.

WEI M, LI S H.2018.Study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in China in the new era[J].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11): 3-20.

[37]吴照云，姜浩天，巫周林．202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管理学路径 [J]．清华管理评论，（4）：92-101．

WU Z Y, JIANG H T, WU Z L. 2023. The management path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J]. Tsinghua Business Review, (4): 92-101.

[38]吴照云．2021．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构筑中国管理之基[J]．经济管理，（9）：5-15． 

WU Z Y. 2021. Constructing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management based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J].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Journal, (9): 5-15.

[39]吴志军，梁晴．2020．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比较与战略路径[J]．当代财经，（4）：17-26．

WU Z J, LIANG Q. 2020. The measurement, comparison and strategic path of China’s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J]. Contemporary Finance & Economics, (4): 17-26.

[40]谢佩洪，魏农建．2012．中国管理学派本土研究的路径探索[J]．管理学报，（9）：1255- 1262

XIE P H, WEI N J. 2012. Paths exploration for Chinese indigenous management research[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9): 1255-1262.

[41]徐雷，邓彦斐．2019．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企业伦理价值观的构建[J]．山东社会科学，（8）：172-176．

XU L, DENG Y F. 2019. Confucian though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valu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enterprises[J].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8): 172-176.

[42]徐淑英，张志学．2005．管理问题与理论建立：开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策略[J]．南大商学评论，（4）：1-17．

XU S Y, ZHANG Z X. 2005. Problems in management and theory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indigenous management research in China[J]. Nanjing Business Review, (4): 1-17.

[43]徐银良，王慧艳．2020．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区域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J]．统计与决策，（14）：98-102．

XU Y L, WANG H Y. 2020. Construction and empirical study of re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dicator system based on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J]. Statistics & Decision, (14): 98-102.

[44]杨虹．2000．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新精神[J]．湖南商学院学报，（6）：91-93．

YANG H. 2000. On the innovative spiri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J]. Journal of Hunan Business College, (6): 91-93.

[45]张党珠，王晶，齐善鸿．2019．基于扎根理论编码技术的道本领导理论模型构建研究[J]．管理学报，（8）：1117-1126．

ZHANG D Z, WANG J, QI S H. 2019. A study on 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al model of Tao- oriented leadership based on the coding technique of grounded theory[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8): 1117-1126.

[46]周三多，陈传明，龙静．2020．管理学原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ZHOU S D, CHEN C M, LONG J. 2020.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M].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47]周振华．2018．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型结构[J]．上海经济研究，（9）：31-34．

ZHOU Z H. 2018. A new structure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J]. Shanghai Journal of Economics, (9): 31-34.

Chinese Management：A Key Force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u ZhaoyunHuang XinWu ZhoulinXiao Zhiliang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management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discovers a strong alignment between the positioning of management as a discipline and the pursuit of overall increment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oth exhibit a combination of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n one h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necessitates the reevaluation of time and spatial dimensions, while adhering to the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 and constructing evaluation indicators that integrat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spects. On the other hand, management theory needs to foster local perspectives while serving the world, and to seek solutions to human problems by balancing scientific rigor and artistic creativity. Future Chinese management should be rooted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management contexts, and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wo aspects, and it can effectively suppor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Chinese Managemen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