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2023年第1期收录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劲，大连理工大学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悦，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博士后（在站）肖轶群，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朱子钦的《新发展阶段中国管理学科发展战略展望》。本文提出了管理学科的总体发展战略。以下为《新发展阶段中国管理学科发展战略展望》全文：

新发展阶段中国管理学科发展战略展望^①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②。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高质量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建设要主动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到“五位一体”，即“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吴家庆和唐林峰，2022），并在2016年5月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③，上述会议思想成为中国学者把握正确思路，构建、发展和完善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纲领和行动指南。作为中国话语体系的支撑基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至关重要。学科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依托（谢伏瞻，2019），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何佳讯等，2021），对于深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意义重大。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技术、文化交流渐趋紧密，东西方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且不断深化，管理学科在持续的互动与交融中不断探索和突破。中国已从落后经济体转变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制度环境的不断变革以及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催生了大量新的管理理论和企业管理技术，同时也推动了政府公共治理体制发生变革（陈振明，2018；盛昭瀚等，2021；张玉利和吴刚，2019），中国的管理学理论体系伴随着40余年改革开放进程的纵深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自21世纪以来，我国管理学科进入了以自主创新为主，探索具有时代特色、满足国家发展需要的管理理论新时期（陈劲和王鹏飞，2010；李晋和刘洪，2011）。同时，我国管理学科的发展也是国家全局性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重大发展领域提供关键助力。

然而，管理学理论的普适性会因为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朱鸿亮，2021）导致的管理情境差异而面临挑战。进入新发展阶段，为充分满足我国在多个关键战略方向的重大需求，适应制度、经济、社会和技术等各方面环境的不断变化，在借鉴、引进西方经典管理学理论的同时（苗莉，2012），需要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等领域不断挖掘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实践创新，进而夯实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创新的实践基础（陈春花，2010），才能做出适应于中国管理实践的变革和创新，推动中国管理学科的不断发展。已有研究往往只针对管理学的某一个分支领域（陈振明，2018；盛昭瀚等，2021；张玉利和吴刚，2019）或特定情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012；娄成武，2021）提出发展战略，或是从整体视角出发溯源和展望整个管理学科的发展（吕力，2011；苗莉，2012），缺乏学科内部不同领域间的横向比较。系统梳理管理学科不同分支的发展脉络，从全局视角出发分析和研判国内外管理学科不同分支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不仅攸关中国管理学研究不断创新的价值取向和学科发展的战略方向，对于加强中国管理学成果的国际传播，提升中国管理学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助力形成中国特色学术体系也都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蔡玉麟，2016）。

基于此，首先，依照时间演进脉络，本文系统回顾了国际和国内管理学科三大分支的发展历程；其次，通过知识图谱方法挖掘近十年（2013—2022年）国内外管理学领域的学者发文概况与研究热点议题（陈亚蕾，2020；刘曼，2020；冉士平和刘丁晓，2020；张静和黄超平，2019），形成对中国管理学研究的整体解读和对世界管理知识贡献全面具体的了解；最后，根据当前与未来的形势分析，展望了我国管理学科的研究趋势，针对我国管理学科现存问题和不足，提出了我国管理学科的总体发展战略，以期为中国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引。

①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21LLGLA002）。

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2022-10-25。

③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www.nopss.gov.cn/n1/2016/0519/c219468-28361739-5.html，2016-05-19。

人类管理活动领域科学层面的知识、方法与应用体系都可被看作管理学，也可被称为（广义）管理科学。它是一个多分支的学科体系，按照不同的研究对象，管理学细分为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等在内的很多分支学科。这些不同的分支学科在基础认识和应用两个维度上各有偏重，但是都强调理论和应用的结合。管理科学与工程是应用数学、统计学和运筹学中的原理和方法，建立数学模型和进行计算机仿真，为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的学科。它的核心问题是借助于管理信息系统，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和计算机仿真，来优化管理决策，以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工商管理是研究工商企业经济管理基本理论和一般方法的学科，主要包括企业的经营战略制定和内部行为管理两个方面（Hoffman，1975）。工商管理专业的应用性很强，它的目标是依据管理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通过运用现代管理的方法和手段来进行有效的企业管理和经营决策，保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公共管理是指国家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的对人力资源的计划、组织、控制，目的在于调整和改善人力资源状况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促进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

追溯管理学科发展的历史，中国管理学思想启蒙较早，古代中国治国理政至少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的国家或政府形成之时，先秦诸子的学说着眼于解决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问题，呈现出“国家管理学”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国悠久的国家治理或政府管理的研究历史为全人类创造了极为丰富的思想遗产（都佳璐，2015）。而在长期的农业社会中，商业被列为各行之末，并未得到很好的发展。

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了人类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逐渐转型。工业经济和资本主义规模化生产方式催生了较为科学、系统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思想。有别于前文提到的（广义）管理科学，一部分学者越来越强调用“科学”的模式来研究管理学，这种更多地运用数学方法的管理学知识领域被称为（狭义）管理科学。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催生出注重提高生产效率的管理模式。188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成立，成为美国首开时代先端的新式商学院。20世纪初，随着现代大学的不断兴起，我国开始向西方学习管理学，泰勒等西方管理学家的经典理论陆续引入中国。而近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商科和公共行政学在中国的出现也几乎与西方同步。威尔逊、古德诺等学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政治行政二分”的思想，逐步形成了以效率为核心的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思想体系（Wren and Bedeian，2020）。1911年，德里克·泰勒出版《科学管理原理》一书（Taylor，1915），首次提出“科学管理”这一概念，这是管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管理学的正式诞生，工业开始进入“科学管理时代”（Fayol，1930）。

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这一阶段，公共行政从管理学中吸纳科学管理原则而不断发展后得以形成技术理性，行政学得以诞生（熊永清，2013）。该学科在诞生之初就传入我国，国内翻译出版了《行海要术》《行政学总论》《行政法撮要》等西方的行政学及行政法著作。同时，大学里也设立了商科课程。以南开大学为例，1919年大学成立时就设立了拥有国内外贸易、银行财政、商业组织3个学门（系）的商学组，1923年，学校进行商科专修课程系列化建设，不仅设置有今天工商管理的主流课程，如经济学原理、会计学、货币及银行学、财政学、国际贸易等，还包括托拉斯问题、广告学原则、劳工问题等专题性课题，基本涵盖了商科的主要领域。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广泛应用中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渐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公共行政学在不断借鉴行为科学的过程中，提出行政科学、决策理论、价值理性回归和政府扩权等新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的迅猛发展，为企业的扩张带来了大量的机会。工商管理作为高等教育的学科，以商学院作为组织保障，方兴未艾。

新中国成立后，管理科学与工程属于管理学学科中发展最早、基础最厚实的学科。20世纪50年代，现今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最大的国际学术组织运筹学与管理科学学会（INFORMS）的两大前身——运筹学会和管理科学学会相继成立，标志着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正式形成（吴杰等，2022）。20世纪60年代，以华罗庚教授作为主要倡导和领导者的“双法”（统筹法与优选法）推广是中国里程碑式的管理科学化运动（劳汉生和许康，2000）。1950年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的高校商学院，从此我国工商管理学科进入了探索发展时期。一方面，我国积极学习和引进苏联的管理模式和管理学知识，另一方面，国内企业也探索出许多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经验和模式，管理学科呈现出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导向型管理的基本特征。

与此同时，美国的商学院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快速发展，兴起了以学科为基础、强调科学方法和知识创造的“科学化”运动，以解决工商管理学科的“合法性”问题。欧洲商学院则在20世纪70年代后再次兴旺。工商管理学科在欧美发达国家日渐发展成熟。从全球版图来看，工商管理学科起源于欧洲、兴盛于美国、扩散至全球，其具有高等教育基本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历史不过70余年，是一个年轻且充满生机活力、发展迅速的学科。其整体上的科学性不如管理科学与工程，在不同社会、不同文化背景国家中的发展表现出共性与多样性共存的特征。20世纪60年代末，公共行政学开始对公共利益、个人价值、平等自由等价值观进行更多的思考，新公共行政学（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也随之兴起（陈振明，2000）。自20世纪80年代起，由于大量经济学者的涌入，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研究重心也由工程领域逐步向商业领域转移。区别于早期只与数学理论结合以解决工程中的实际问题，此时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形成了以数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理论与方法为研究工具，以商业管理研究为主，同时兼顾工程管理、公共管理等多领域的新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与科学技术迎来了飞速发展，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依托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迎来了发展机遇期，在我国各行业的快速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后，我国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与其他发达国家有着类似的走势，经历了由以工程管理研究为主到多领域管理研究并行，以及由依托数学工具到依托多学科交叉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国管理学科开始从计划经济下的生产型转向市场经济下的生产经营型。彼时公共管理开始起步，但学者们关注的重心仍然是行政学和行政管理，“公共管理”的名词和概念还未兴起。20世纪80~90年代，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浪潮下，面对财政危机等挑战，西方掀起了政府改革热潮，公共管理进入了学科调整期，将重心移向了优化政府资源利用和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因此催生了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运动等新模式（张静静和陈世香，2022）。

进入20世纪90年代，管理学仍然是工商管理的时代，亚洲商学院于90年代后迅速崛起。1991年，我国便开设了工商管理专业硕士（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MBA）项目。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因此开启了中国管理学“完善提高”发展的新阶段。1997年，我国的工商管理学科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同年，原隶属于一级学科政治学中的行政学专业被重新划归公共管理学科，并更名为“行政管理”，“公共管理”也正式被列为管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1998年，教育部在本科教育中增设“公共事业管理”学科，同时也确定了“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为管理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一年后，公共管理专业硕士（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MPA）项目开始试点，次年10月开启第一批招生。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在中国的70多年发展历程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产生了不少具有原创性与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当今“大科学”时代背景下，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在保有中国特色的同时，在回应巨大社会、科技变革的挑战方面也独具优势、能力突出（盛昭瀚等，2021）。首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该领域半数以上的成果均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贾佳等，2020b），而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则更是推动了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在内的管理学科领域的向前发展（吴伟伟，2021；张铄，2022）。其次，在我国重大复杂工程项目体量大、数量多、复杂程度高的背景之下，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偏重于研究重大复杂工程等的管理（罗珉，2006），学科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息息相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以来中国管理科学特别是工商管理学科发展突飞猛进（贾佳等，2020a），新时代中国工商管理学科要实现从对泰勒、德鲁克等提出的经典理论“照着讲”的阶段向“接着中国情境讲”的阶段的转变（Chen and Miller，2010）。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虽然起步晚，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其规模不断扩大，学科体系不断优化。该学科服务于我国的公共治理实践，在参与国家重大方案改革和重大政策设计的讨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重构等诸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唐任伍和李楚翘，2021）。

为了进一步分析当前管理学三大分支在国内、国际的学术地位与重点课题，本文以三大分支在国内和国际重要学术期刊中发表的论文作为数据集进行深入分析。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认定管理学科领域的22本A类期刊和8本B类期刊，以及经过专家咨询增加的3本公共管理领域国内核心期刊——《中国行政管理》《国家行政学院学报》《政治学研究》，最终确定了管理学科三大分支中文核心期刊目录；对于国际核心期刊目录，本文参照《管理学学科演进的科学计量研究》（陈悦，2006）一文中关于管理学学科的国际核心期刊列表，以及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最新列表中“public administration”类别下Q1区的12本期刊，并通过专家咨询，最终确定了管理学科三大分支的国际核心期刊目录。三大期刊的中、英文期刊目录分别见表1和表2。

 按照表1和表2所列的中英文核心期刊，对英文文献利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进行检索，对中文文献则使用中国知网检索，三大分支中英文检索的时间区间均为2012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1日。检索出中英文文献数量如表3所示。按照本文学科板块的划分（陈悦，2006），在英文核心期刊中工商管理领域研究占主导地位，而国内的中文核心期刊则更加注重管理科学与工程和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

（一）国内外研究主题热点与趋势

为了得到中英文核心期刊的热点主题，本文对三大分支的中英文核心期刊论文（如表3所示包含关键词的文献）进行关键词提取（陈楚湘等，2021），以词云图的形式按照关键词的词频对其进行可视化展示，如图1所示，再将所挖掘的热点主题列入表4。同时，为了更为直观地观察管理学科的发展态势和演变趋势，本文使用动态技术主题演变模型，基于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三个领域的论文关键词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研究主题的演变过程（如图2至图7所示）。每个研究主题i在第t年的热度通过式（1）来确定。式（1）中：n_i,t表示第t年研究主题i涉及的论文数量；K_i表示第 t 年的论文总量。

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近年的国际研究主题演变如图2所示，从演变图谱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近几年研究主题从企业精神（entrepreneurship）到社交媒体（social media）、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企业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定价策略（pricing）的热点迁移，而创新（innovation）始终是最热门的研究主题。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国内研究主题演变如图3所示，供应链、演化博弈近年来一直是热点，研究方法包括遗传算法、博弈论、复杂网络、前景理论和系统动力学等则呈现交替性的热点演变趋势。

从图4可以看出，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人力资源管理（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和企业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一直都是热门研究主题，伦理（ethics）是工商管理领域前几年的国际研究热点，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创新（innovation）则在2020年成为新的热门研究方向。在该领域的国内研究主题（见图5）中，影响因素、农户、企业绩效、融资约束、企业创新、乡村振兴成为出现频率较高的主题，而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的研究热度则呈现周期性变化。总体来看，国内研究主题更偏向于中国情境，对于创新的研究和关注还相对不足。

公共管理领域近年的国际研究主题演变如图6所示，欧盟（European Union）和中国（China）一直是热门研究主题，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政府治理（governance）、民主（democracy）、政策变化（policy change）、公共服务动机（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规则（regulation）则随着时间推移依次成为热点。随着疫情的发生，COVID-19的热度呈陡增趋势。中文研究主题的演变则更能体现中国特色（见图7），技术创新、影响因素和创新绩效一直是热门，碳排放、创新、环境规制、“放管服”改革、案例研究和高质量发展则越来越受到重视。

总体来说，当前的国际研究热点呈现管理科学与工程和工商管理学科之间相互交叉融合的趋势，学科板块分类界限越来越模糊。共同的研究热点有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创新（innovation）、企业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等。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国际研究主题中，除了定价策略（pricing）与竞争（competition）等与工商领域密切相关的热点，社交媒体（social media）与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也因互联网时代社交模式的变化而成为热门话题。工商管理学科的国际研究主题比较广泛且均衡，其研究热点包括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业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领导力（leadership）、伦理（ethics）、人力资源管理（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等。尽管工商管理和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学科特点有一定区别，但二者的热门研究主题出现交叉和融合，不拘泥于学科间严格的界定，更强调解决实际问题的导向。

此外，中国（China）是工商管理与公共管理学科的英文期刊论文的共同研究热点，体现了近年来中国越来越突出的经济与公共治理影响力，而国际公共管理领域关注最多的热点议题则是欧盟（European Union）。其他热门研究主题有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气候政策（climate policy）、政策变化（policy change）、公共服务动机（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规则（regulation）等，随着疫情的出现，对新冠肺炎（COVID-19）的研究也十分突出，体现了国际公共管理领域研究突出问题导向、紧扣时代前沿、高度关注全球性议题的特征。

相较而言，国内中文期刊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研究主题十分丰富（见图3），但更侧重于科学与方法层面，在研究方法上强调与数学、计算机网络等学科的交叉，注重对复杂系统的研究，其热点包括遗传算法、博弈论、复杂网络、前景理论和系统动力学等。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以及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下，供应链、演化博弈、定价策略、突发事件等研究热点也都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这符合21世纪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发展趋势，也符合中国在当前情境下对于复杂系统管理和复杂系统研究的迫切需要。从研究热点和趋势演进上可以看出，管理科学与工程同管理学的另外两个分支——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领域之间的学科交叉并不突出。工商管理的中文期刊研究热点有货币政策、企业绩效、融资约束、公司治理、国有企业、农民工、制度环境等，其中，国有企业、农民工都是在中国特定语境下需要重点关注的议题。影响因素、案例研究和经济增长是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中文期刊的共同研究热点，也是最热门的议题。在中国语境下，公共管理研究受关注度高且成果颇丰，这从公共管理学科中文期刊发文数量与研究主题中可见一斑。除了期刊分类界限模糊等因素，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存在交叉与融合也非常符合“中国模式”“中国语境”下政府以及公共治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实际情况。此外，众多研究议题在管理学研究中是相互贯通的，因此，机械地进行学科细分和界定不利于课题研究。弱化学科边界，加强管理学科与其他学科以及管理学科分支之间的交叉融合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本文划分的公共管理研究的中文期刊非常强调创新：伴随创新绩效、技术创新和协同创新等创新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创新过程中的研发投入、环境规制等也成为热门研究课题。

从研究热点主题来看，中国管理学三大分支总体都强调研究方法。除了管理科学与工程采用数理、建模等科学方法和工具层面的研究方法，其余两个分支都相对注重影响因素、案例研究、经济增长、绩效等研究方法，而对创业、创新等需求议题的研究远远不如英文期刊，这反映出当下我国管理学科对创新前沿、需求导向的热点问题不够敏锐。面对新发展阶段下的新发展格局，管理学应当将创新研究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国有企业、农民工、协同创新等热点与中国特色实践息息相关。当前我国管理学需要强化问题导向，让更多的管理学课题研究中国实践，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二）顶尖院校研究热门方向

衡量一个机构或国家的学科领域的国际学术综合影响力，在本领域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数量成为一个最直观的指标（赵新元等，2021）。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核心合集中收录的管理科学与工程机构共3313所，其中国际核心期刊发表量排名前三的机构分别是哈佛大学、加州大学系统和得克萨斯大学；收录的工商管理机构共5174所，其中发文量最高的三个机构分别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1103篇）、哈佛大学（829篇）和伦敦大学（825篇）；收录的公共管理研究机构共2845所，其中排名前三的机构分别是伦敦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系统和加州大学系统。因此，目前在管理学科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欧美发达地区的顶尖高等院校。

本文对管理学三大学科分支世界排名前列的高等院校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汇总和提取，并根据词频将研究热门方向列于表5。三大学科领域中的世界顶尖院校都强调创新（innovation）主题的研究，建模（modeling）成为研究热门方向体现了顶尖院校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对原始创新的重视。根据本文的三大分支分类标准（陈悦，2006），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学科的研究方向存在交叉，从词频分析，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和运营管理（operations management）在这两个分支学科都是热门研究方向。相较而言，国际上主要代表性国家关于工商管理学科的统计或界定要比中国宽泛很多。世界一流商学院学科专业大致包括中国学科目录中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的主要二级学科及应用经济学下的金融学科（伊志宏，2020），这与工商管理和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国际核心期刊呈现的研究热点相吻合。

数据分析（data analytics）与风险分析（risk analysis）则体现了管理科学与工程和数学、计算机科学等结合形成的“更科学”的特点，健康管理（health management）和物流供应链管理（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是与新需求和产业融合的结果。热门研究方向中的会计学（accounting）、金融学（finance）、市场营销（marketing）、企业经济学（business economics）则是工商管理学科的传统优势方向。国际顶尖院校的公共管理领域则着重关注国际发展（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公共管理（public management）、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政府治理（governance）和非营利组织（nonprofit）等具有普遍性的国际议题。

（一）我国管理学科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技术变革速度的加快、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抬头等都对管理学科的发展趋势产生深远的影响。进入新发展阶段，特别是党的二十大以来提出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和学科以及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来临和国际关系的重构，管理学科正在迎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的发展机遇（李含琳，2021），处于在国内巩固学科领先位势、在国际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有两大因素为全球管理学科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机遇：一是如何通过数字技术的有效利用，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驱动企业组织的重大变革和运营，实现企业效率提升和价值创造，基于新技术的区域性与全球网络化走向协作与治理时代；二是随着中国经济、中国治理和中国企业的贡献进入新阶段和达到新高度，如何总结提炼中国公共治理、企业管理的经验，并形成不仅能够服务于中国情境，而且具有全球普遍性的研究成果和管理理论（黄如金，2007）。

基于过去十年管理学科的发展趋势分析，在新发展阶段，管理学科的学科交叉属性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彰显。数字经济背景下新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与管理（决策/运营/创新）的融合将成为重要趋势。对于管理科学与工程板块而言，在机器学习赋能的智能化供应链协调与优化、商务大数据场景下的计算行为学、数智化时代的管理信息系统研究等学科方向或研究领域都有可能取得重大成果。对于工商管理学科，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数字营销、消费者行为，企业数字创新与创业理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理论、智能组织、人力资源，数字经济新模式下的企业会计、公司治理，以及基于中国情景的营销、组织与领导力、战略、创新与创业、会计与公司治理等理论，都极可能成为取得重大成果的方向。与此同时，作为一门诸多知识体系植根于西方公共管理的理论与经验的舶来学科，中国公共管理更应该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脉络中寻找根源，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公共管理学科未来必须直面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主要包括：政治与行政，即执政党与行政部门在治理体系中的职能分工；中国公共治理模式中政府-市场-社会的和谐共治问题；数字化转型与政府有效治理问题以及中国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即如何从学理的角度厘清中国治理与国际治理话语体系及其实质内涵的异同。

（二）我国管理学科发展战略展望 

我国管理学科历史悠久、成果斐然，但同样存在诸多不足，同发达国家的管理学科相比，还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一是原创理论产出不足，以跟进式研究为主；二是管理学科研究对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支撑能力亟待提升；三是不同学科与管理学科的交叉和协同不够，管理学不同板块之间的融合也有待进一步加强。因此，面对新发展阶段下的新挑战和时代要求，管理学科须直面问题与不足，加快实现突破，以形成我国管理学科发展的新优势。

1.突出原创，形成具有“实践智慧”特征的管理学体系

作为社会科学的核心学科之一，管理学是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学科，是经验知识与学术知识的集合。依据学科特征，更应突出“智慧”特色。智慧的产生需要基于知识的应用并沿承更底层的数据、信息和知识。从哲学的角度看，智慧主要指人们在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方面的表现和认知。哲学的贫困是我国管理学研究缺乏原创性成果、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的重要原因。因此，加强哲学和逻辑学等基础学科的教育，是构建具备学术引领性和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前提。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智慧主要指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明智性”，它以知识、经验、理解为基础，是作出正确判断和采取可靠行动的能力。亚里士多德定义的三种知识类型为实践智慧、理论知识、技能知识，后两种知识属于客观的理智德性，与之相比，实践智慧涉及价值的判断，即“知其该当何然”。而从管理研究的角度，应更关注实践智慧（陈劲和阳银娟，2012）。因此，在方法论层面，一方面可以通过以溯因逻辑为核心的研究方法来探索中国管理实践背后的因果逻辑，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以归纳逻辑为核心的研究方法深挖中国管理实践，从而构建原创的、具有“实践智慧”特征的中国管理理论体系（杜运周和孙宁，2022）。

我国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虽然都认识到数字化（主要由数据与信息驱动）对管理学发展的巨大影响，但进一步遵循“实践智慧”准则的能力还需大力提升，特别是在考核机制上要进一步摆脱牛顿、笛卡尔的理性、线性模式，促进注重伦理引领、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具有实践智慧特征的成果的形成（白长虹，2022）。由于管理研究成果展现形式的不同，只有将管理研究评价的以实践为导向的“理论-应用”和以智慧为导向的“知识-智慧”进行二维整合，才能对管理研究做出更为科学的评价，引导和激发中国的管理学者进一步登上国际学术的大舞台。与管理理论和管理经验不同，实践智慧是一种长久的指导管理实践的哲学思想，同时也具有原创性。国际管理学科热门研究方向将创新摆在了突出的位置，因此我国的管理学科只有进一步从实践中沉淀智慧以强化原始创新，才能让其在新技术带来的生产力的迅速变革与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中更好地发挥指导作用。

2.增强管理学科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管理学也是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发展阶段下管理学科的发展过程中，也应强化“四个面向”（王志刚，2020），特别是对国家重大需求及时有效地进行回应（万军杰和刘晓，2022）。当代管理学大师、经验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德鲁克认为：“管理就是界定企业的使命，并激励和组织人力资源去实现这个使命。界定使命是企业家的任务，而激励与组织人力资源是领导力的范畴，二者的结合就是管理。”（Drucker，2018）他认为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Drucker，2012）。西方存在分科之学和形式逻辑的传统，不同于一门单纯地分析和认识客观世界的描述性科学（descriptive science）（刘廼强，2019a），普遍意义的管理学是具有应用价值的指导性科学（normative science）。中国管理思想传统中的“经世致用”以及“人本主义”思想则契合了管理学的本质含义。从管理学科发展的历程来看，“科学性”促进了管理学科的发展。但是从学科本质来看，管理学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性学科群，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管理学是需要通过实践去检验的科学，也是一门艺术。西方管理过度强调以物为本（刘廼强，2019b），而忽略了人是管理的主体这一本质。从管理学科的“弱”科学性特征和管理问题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和尊重管理学科的特点以及现阶段中国管理问题研究的实际需要，“过度科学化”倾向不仅会造成学术研究与管理实践的脱节、管理教育与管理实践的脱节，而且会对管理实践产生误导，进而使学科发展走向歧途（杨俊等，2021）。当前，管理学体现出复杂化、计量化、国际化、跨学科化的新特征（史晓姣和马亮，2021）。即使是“科学性”最为突出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其国际热点研究课题与方向也与工商管理有很大的重叠，它不拘泥于“科学性”，不局限于理论方法的分析提取，而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从发表文章数量来看，国际核心期刊对“科学性”更弱而实用性更强的工商管理学科更为青睐，基于中国情境而获得的管理学研究成果，应该被更多更好地提炼成“中国智慧”、“中国实践”和“中国方案”，用于启发中国管理学新研究方向，指导更多的中国管理实践。

我国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学科研究虽然都逐渐认识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增强社会服务的重要意义，但在实践方面需要进一步遵循管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双重性”准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012）。在不断追求理论原创的同时，根植于实践需求，从实践中提炼问题，高度关注成果的“实践性”，以期发挥管理学科“经世济民”的重大作用。

3.加强学科交叉协同，形成“新管理学”体系

当今，管理对象的高度复杂性要求管理学超越以往基于牛顿经典力学科学范式和行为控制的线性、原子型管理思想，加快推进使命引领和内生体系驱动的非线性、动态性和整合性管理思想（韩子贵和孙绍荣，2006），呼唤管理学从传统的系统（system）观向体系（system of system，SoS）观转型（徐绪松，2017）。比如，航天科技、大型炼油装置等复杂产品体系必须运用更先进的体系观。中国哲学中的整体观和体系观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和重大工程突破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自诞生以来，管理学经历了从工业经济时代关注“经济人”，以效率为导向追求理性与规范的第一代管理——科学管理，到聚焦“社会人”，以关注人的动机与需求的第二代管理——行为管理（Simon，2013），到以“知识人”为中心，关注知识的创新和发展的第三代管理——知识管理（陈劲，2013），再到数智化时代围绕“伦理人”，以幸福和意义为导向的第四代管理范式——意义管理（陈劲，2021），最后形成当前最先进的以哲学、科技与文化相融合实现“全人”发展的第五代管理范式——整合管理的一系列的阶段范式跃迁（陈劲和尹西明，2019）。

管理学科作为集体名词，应包括所有以人为中心的管理类学科。回溯管理学科的发展历程，工业革命带来的“科学管理”推动了广义的管理学科发展，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三大分支之间也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管理学科国际顶尖院校热门研究方向、英文核心期刊研究热点呈现三大分支之间明显的交叉与融合，因此难以严格区分和界定。虽然我国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三大分支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进一步遵循“学科交叉”准则的能力还需大力提升，特别是在学科互鉴、学科资源共享方面。学科交叉领域往往孕育新的科学生长点和生长前沿，从而取得重大的、原创性的研究突破（路甬祥，2005）。因此，在当前与未来学科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数字化对管理学科的影响（霍红等，2021），更要加强管理学科之间，特别是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三个分支之间的相互交叉与协同。促进不同学科与管理学之间的学科交叉，共同加强管理学科与数学、经济学、心理学、行为科学、法学、伦理学等“学科公地”的建设，从而形成更为协同融合的“新管理学”体系，才能让管理学科更好地适应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与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进一步体现我国管理学的学科担当，提升中国管理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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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 on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Management Discipline in China in New Development Stage

Chen Jin  Chen Yue  Xiao Yiqun  Zhu Ziqin

Abstract: In new era, the development of management disciplines in China can not only provide key assistance in China’s major development fields, but also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hance China’s international voice. In chronological order, this work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rough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key themes and evolutionary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management discipline research during 2012-2022, as well as the summary of the popular research directions of top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this work further looks forward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hina’s management discipline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highlighting originality, forming a management system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actical wisdom”, enhancing the ability of management discipline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ross coordination of various management disciplines to form a “new management” system.

Keywords: Management Discipline; Original Innovation; Interdisciplinary; New Manag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