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2022年第2期收录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黄金枝的《管理学人性假设的新思考》，本文在中华传统文化视域下提炼出中华传统文化标识性概念。以下为《管理学人性假设的新思考》全文：

管理学人性假设的新思考①

人性假设是指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对人的本质属性的基本看法，是管理学和经济学理论的立论基础，是管理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理论，管理学史上形成了种种不同的管理理论。自泰勒的科学管理的“经济人”假设遭到“社会人”假设的摒弃而开创行为科学理论以来，涌现出各种人性假设：“自我实现人”“复杂人”“文化人”等（见表1）。循着管理理论演进脉络来看，管理学人性假设“都是在适应了当时的时代背景的情况下提出的，这些人性假设的提出无论是对管理学理论的完善和管理实践的改进还是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也为后人对管理学理论的继续研究奠定了基础”（石建忠和刘群慧，2013）。但问题是面对如此繁杂的人性假设，管理理论面临愈益遭到管理实践诟病的现实。为了弥补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之间的鸿沟，学界也付出了努力。“雄心勃勃的经济学家煞费苦心地设计出解决理论问题的精巧的数学方法，而对于解决公众的问题几乎全然不相干”（弗里乔夫·卡普拉，1988）。这不得不让人反思，症结何在？自管理学创立一个世纪以来，一方面，人性假设异彩纷呈、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对人的积极性调动甚微，丛林似的管理理论“时过境迁”，难以持续有效，逐渐成为书本上把玩的学问，对指导管理实践乏力。

放眼时间长河，“百年以来的管理理论的框架已经过时”（陈春花，2016），而为什么2500年前先哲们的思想仍对当今具有指导作用且熠熠生辉——当人类历经精神和社会危机时，往往回溯轴心时代以寻求指引（凯伦·阿姆斯特朗，2010）2-3。这不得不令人深思。在轴心时代，老子、孔子、释迦牟尼创立各自的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虽然中华传统文化在字面上找不到“人性假设”的字样，但人性假设的意涵贯穿于儒、释、道以及易经。尽管中华传统文化对于“人性假设”有不同的表达，如全人、真人、真己、觉等，但儒释道等蕴含的人性假设是一致的，虽字面上不同，意旨相同，如“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等。与西方管理学人性假设视域完全不同，此“人”非彼“人”也。西方人性假设的出发点是“小我”②，“小我”是从彼此独立的个体角度来看世界或衡量世界。而传统文化精髓所指的“人”是指“万物与我为一”的“全人”“真人”或“真己”“大我”。

随着本土管理研究的深入，目前学界有关人性假设研究已经关注到中华传统文化。一是苏东水等提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东方管理思想。二是“从哲学视角反思西方人性假设的潜在缺陷”（宋丽丽，2011），指出向东方的回归。三是在中西对比的基础上提出新的人性假设理论，如人性素假设（孙新波，2018），它是在人性善、人性恶等人性假设基础上提出的，符合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五个征兆以及和合人性假设（纪光欣和赵国光，2016）等。

从文献梳理可以看出，一方面，现有文献凡研究传统文化的“人性假设”皆必言且止于“性善论”“性恶论”；另一方面，在“性善论”“性恶论”之上再深层次的“道”鲜有述及。而二元论已经明显偏离“道”，未及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对传统文化有待进一步发掘；研究仍是在西方管理学人性假设的思维框架及习惯内言说辗转，没有跳出“小我”的视域，研究模式仍是“在西方人性假设理论的基础上，挖掘中国传统思想精华，构建更符合东方人特指的人性假设理论”（宋丽丽，2011）。这仅是在西方人性假设这个框架内对中西方比较的探讨研究。

鉴于此，本文基本主张在中华传统文化视域下，以“万物一体”为出发点，有别于上述以西方人性假设理论为出发点的模式来审视西方管理学人性假设的沿革及提出的背景，在此基础上窥视其固有缺陷，旨在为本土管理学提供源自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的哲学底蕴支撑。

①基金项目：2022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中国哲学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及其创造性转化研究”（22ZXB254）。

②这里的“小我”是心理学上的概念，其以万物分立，每个人都是彼此独立的个体为视域。

人性假设是西方管理理论建构的理论前提。自泰勒首创科学管理理论以来，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先后经历了科学管理、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丛林、组织文化理论、组织学习等几个典型发展阶段，涌现出异彩纷呈的各种管理理论，自然也包含各具特色的人性假设或人性观与管理理论对应。西方管理思想百年演变的历史也是人性假设不断变革的历史（纪光欣和赵国光，2016）。根据艾德加·沙因的总结，西方管理学人性假设主要有“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艾德加·沙因，2009）。近年来又出现“绿色人”“自主人”假设等，人性假设层出不穷，意味着以往理论不适用而需要更迭，其最终目的是调动人的积极性，提高生产率，为组织创造价值（见表1）。

（一）管理学人性假设与提出背景的对应性

1.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并积极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管理学编写组，2019）221。管理学经济人假设提出的背景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源自经济学，“西尼尔定量地确定了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约翰·穆勒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经济人假设’，最后帕累托将‘经济人’这一名词引入经济学。大致包含四个要点：经济人概念来源于斯密；经济人是对经济生活中一般人的抽象；经济人的本性是利己的；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都是理性的”（陈文通，2006）。“经济人假设”来自亚当·斯密，是指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段话：“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对他们有好处。”

二是在管理学创立时期，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中的“经济人假设”正契合牛顿-笛卡尔还原论为背景的时代特征的要求，遵循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即小的输入产生小的产出、输入越多产出越多，所以将人当作机器来看待比较契合牛顿-笛卡尔还原论。

2.社会人假设

社会人假设认为，人不仅具有经济性的需求更具有社会性的需求。人的思想和行动更多受到感情而不是理性的引导，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组织的归属感比经济报酬更能激励人的行为（管理学编写组，2019）222。社会人假设这个概念来源于美国霍桑工厂的实验。1924年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赞助支持一些管理学家在美国芝加哥城郊西方电器公司霍桑工厂进行实验，最初的目的是研究车间的照明度与工作效率的精确关系，其出发点是秉持一种投入越大产出越大的、将人视为机器的思维逻辑。当时的实验分成对照组和实验组两类进行对比，在持续两年半的实验之后，发现最初设想的高投入高产出的线性关系并不成立，实验陷入停顿。这引起哈佛大学副教授梅奥的关注，他组织了一个新的研究小组，进行了接下来的实验。整个实验进行了长达9年（1924～1932年），1933年梅奥在《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中对人际关系理论进行了阐述。人际关系理论的出现，在管理思想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明确提出对于人的因素的研究应当是管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20世纪30～40年代起，许多学者结合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相关领域的成果，对管理中人的因素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1949年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一次跨学科讨论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对人类行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已经具备了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并将其正式命名为行为科学（李柏洲等，2010）。

行为科学不仅为接下来的组织行为学奠定了基础，更关键的是对人性假设、对人的看法发生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转向，由关注外在环境因素转为关注人的因素。社会人假设注重人性的需求和动机的挖掘，社会人假设是对经济人假设的颠覆，自此拉开了异彩纷呈的“人性假设”序幕（见表1）。

3.自我实现人假设

自我实现人假设是20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在当时高度机械化的生产背景下，劳动者的工作日益专业化，特别是传送带工艺的普遍运用，把劳动者束缚在狭窄的工作场所范围内，劳动者只能重复简单、单调的工作，看不到自己的工作与整个组织任务的联系，工作的士气很低，严重影响了产量和质量的提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斯洛和阿吉里斯等美国心理学家提出了自我实现人假设（见表1），自我实现人假设有别于经济人假设强调的物质需求和社会人假设强调的情感需求。自我实现人假设强调个体具有发挥潜能、追求自我完美的需要（管理学编写组，2019）。

4.复杂人假设

复杂人假设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美国学者艾德加·沙因提出的（见表1）。沙因在对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和自我实现人假设进行分析和总结之后，发现这三种人性假设都是部分正确的，它们只能够在某一特定的情景下解释人的行为，不具备普适性。沙因认为其原因在于人的需要和潜在愿望是多种多样的，且会随着人的年龄、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处的境遇和人际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人既不是单纯的经济人，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人，更不是纯粹的自我实现人，而是复杂人。

5.文化人假设

文化人假设是日裔美国管理学家威廉·大内提出的。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经济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与此同时，日本企业大量涌入美国市场，挤占了美国企业在本土的市场份额。进而，日本企业的管理模式引起关注。威廉·大内从1973年开始专门研究日本企业管理，于1981年出版研究成果《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其研究的内容为人与企业、人与工作的关系。

6.绿色人假设

绿色人假设是从人自身的身心健康出发提出的一种关于人性的假设，而不是从组织追求绩效的角度提出的。最初是由何小琏和李小聪（2007）首次提出，邓小军（2011）、石建忠和刘群慧（2013）对此也有所论述。绿色人假设是在工业4.0这个社会背景下提出的。工业4.0是继工业1.0蒸汽机时代、工业2.0电气化时代、工业3.0信息化时代之后，由于全球环境恶化而提出的。随之，各类组织也将发展目标转向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绿色”和“低碳”为特征的“绿色组织”。组织是社会的经济单元，而组织又是由人构成的，因此，在各类组织的管理中，首要地而且自然地将人假设为“绿色人”。绿色人假设是在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先有“绿色组织”，而后有“绿色人”。“绿色”已经成为各类组织追求的目标，绿色人假设对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组织的长远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可以说，绿色人假设是与“绿色组织”遥相呼应出现的一种人性假设。

7.自主人假设

自主人假设亦具有明显的时代背景特征，与自组织理论相匹配。自组织理论是由若干重要学派和代表人物的若干理论构成的。其各具特色，分别探究了关于自组织机制的若干课题。1969年比利时科学家伊利亚·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1917～2003）提出耗散结构理论，认识到有序与非平衡相联系，揭开探索复杂性系统自组织研究的帷幕。1969年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 Haken，1927～）首次提出“协同学”这一名词，探索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是如何产生序参量，而序参量又是如何支配子系统的运动，从而在整体上呈现有序运动状态或结构。1979年德国化学家曼弗雷德·艾根（Manfred Eigen，1927～）提出的超循环理论主要探寻系统自组织的演化路径，指出系统是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自组织演化的。法国数学家勒内·托姆（Rene Thom，1923～2002）是突变论的创始人，托姆的突变理论探讨了系统自组织演化的具体形式，运用拓扑方法对自组织过程中的非平衡跃迁进行描述，给出一种理解质变通过渐进方式实现的独特思路。美国数学与气象学家爱德华·诺顿·罗伦兹（Edward Norton Lorenz，1917～2008）提出混沌理论（Chaos Theory），它是一种兼具质性思考与量化分析的方法，用以探讨动态系统（如人口移动、化学反应、气象变化、社会行为等）中无法用单一的数据关系，而必须用整体、连续的数据关系才能加以解释及预测之行为。混沌动力学揭示了物质演化既表现出决定性行为，又具有不可预言性状态的趋势（王跃新和刘福，2019）。曼德布罗特（B.B.Mandelbrot，1924～）1982年出版《大自然的分形几何学》，他创立的几何突破整数维的限制，由一维、二维、三维、四维等整数维度过渡到分数维度。分数维几何学成为研究复杂系统在无序中寻找有序的重要工具。“物理学过去总是设法把自然界许多精致性质堆放在泛泛的‘混沌’与‘无序’的标题之下。与此类似，自然界的许多精致形式及其丰富细节也被常规几何学所忽略。进入80年代中期，各个数理学科几乎同时认识到分形概念的价值，人们惊奇地发现，哪里有混沌、湍动和混乱，分形几何学就在哪里登场”（刘华杰，1998）。

复杂系统具有自组织、自适应、自相似、涌现等特征，为管理学人性假设提供了新的探索方向。

基于自组织理论的各分支方法论，可以将系统自组织的主要观点概括为：①开放性是系统自组织生成的重要特征和先决条件；②远离平衡态是系统自组织生成的关键和必要条件；③非线性协同机制是系统自组织生成的内在动力；④随机涨落是系统自组织生成的内在诱因；⑤从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的超循环是系统自组织的演化路径（张彦和林德宏，1990；王跃新和刘福，2019）。

当今的组织具有自组织、涌现的特征，为了与组织更好地匹配，始有自组织、涌现的自主人假设的提出。海尔集团提出“自主人”，将决策权、用人权、分配权即企业CEO拥有的三权归还给员工，使员工成为自主人。

（二）管理学人性假设的共同性——皆从“小我”出发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每一种人性假设的提出都具有相应的时代背景，自从社会人假设提出后，人性假设的提出更注重对人性的挖掘。新提出的人性假设都是对旧有人性假设的补充和完善，在各种人性假设的基础上，伴有各种管理理论的呈现（见表1）。各种人性假设的含义虽不相同，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产物，但是存在共性，即在万物分立下以“小我”为出发点。

1.“小我”与“大我”

“小我”与“大我”是西方心理学中相对应的概念。在古代中国，并没有明确提出“小我”与“大我”的概念，但二者的思想已经蕴含在经典中。中国首次提出此概念的是梁启超，他在1900年提出：“同是我也，而有大我小我之别焉。”（梁启超，1999；许纪霖，2008）。所谓“大我”，乃是“一群之我”，而“小我”乃是“一身之我”。梁启超是在群与己、国家与个人的框架之内提出“大我”与“小我”，自此这对概念开始出现。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经过蔡元培、易白沙、胡适等人的进一步扩展，其成为流行的概念（许纪霖，2008）。许纪霖在此框架基础上认为“小我作为一个封闭系统的个人之私，具有相对固定之内涵，但大我作为一个开放系统的自我，其具有无限的自我扩展潜能，可以从家、国扩展到天下，从现实社会的群体扩展到超越世界的人类、自然和宇宙”（许纪霖，2008）。本文认为“大我”与“小我”的关系并非仅仅指群体和个人的关系，其有更深层次的关系。“大我”是亘万古，塞宇宙，而无分别与不同，超越时间和空间，对于管理学来说是超越以“小我”为出发点的人性假设。但“大我”需要通过“小我”来呈现和感知。

本文是基于“万物一体”与“万物分立”的框架界定“小我”。“小我”是指皮肤包裹下具体的人，有形有相，在二元对立的范畴内靠眼、耳、鼻、舌、身、意来捕捉外界的信息。人与人之间是彼此独立且分立的，具有局限性，受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和限制。

2.西方管理学从“小我”出发

之所以说管理学的人性假设的共性是皆从“小我”出发，是因为所有的人性假设都符合上述“小我”的特征，是以彼此分立的个人为出发点，以管理的经验与事实为依据，目的是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基于并局限于眼、耳、鼻、舌、身、意在N=3维度形成的管理理论，是在“小我”层面上讨论问题的。“小我”与“割裂成碎片”的还原论方法相对应，“大我”是无形无相的，与万物一体或整体论相对应。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将世界彼此分立的70 亿人比喻成一棵苹果树上的苹果，如果说“小我”相当于树上的70亿个彼此分立的苹果，那么“大我”就是这棵树的种子。种子埋在地里要靠树上的苹果来呈现；而种子是树及苹果的根本，从这点看种子具有无限可能性，可以创造70亿个苹果。也可以说70亿个苹果和种子，互为显性与隐性，互为表里。印度奥义书哲学中的两个基本概念是“梵”与“我”，“梵”与“我”具有同一性。“梵”通常被奥义书解释为各种自然现象的本体或实在，或认为“梵”就是一切世间事物。例如一些奥义书说：“此整个世界均为梵。”还有一些奥义书说：“高于这世界的是梵。”（姚卫群，2020）。“梵”与“我”是同一的。“大我指作为自然现象本体的梵，小我则指作为人生命现象主体的我。”（姚卫群，2020）。

西方管理学人性假设只是触及“显性”或“表”，没有深入“隐性”或“里”，仅仅停留在“小我”层面。

3.管理学人性假设的规律

管理学人性假设的规律可概括为如下几点。①管理学人性假设异彩纷呈，不断涌现。②管理学人性假设自社会人假设开始，更注重人性的挖掘，逐步深入对人性的探究。③管理学人性假设与对应的理论相匹配，即人性假设与管理理论是相伴出现的。绿色人假设和自主人假设是时代背景在先，而人性假设提炼在后。绿色人假设是在绿色革命或绿色环境的大背景下反推出的；自主人假设是在复杂系统的涌现背景下提炼出的。④新的人性假设是旧有人性假设的补充与完善，新的人性假设旨在比旧有的覆盖更广的人性面，更全面，这是人性假设推陈出新的共性。⑤人性假设具有时代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更迭而失效。

表1 西方管理学人性假设追溯

（三）西方管理学“人性假设”的花样繁多

西方管理学人性假设层出不穷，但因其对人性涵盖不住而有效性受限。经济人假设，强调的是物质需求；社会人假设，强调的是情感需求；自我实现人假设，强调个体具有发挥潜能、追求自我完美的需求。它们只能够在某些特定情景下解释人的心理需要，这三种人性假设具有相对的正确性，而不具有解释的普遍性。人的需要和潜能是多种多样的，而且这种需要和潜能会随着人的年龄、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处的际遇和人际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人既不能是单纯的经济人，亦不能是完全的社会人，更不是纯粹的自我实现人，而是复杂人。而复杂人亦不能涵盖人性的全部，若跳不出“小我”的限制，管理学的人性假设就会不断地进行寻找和更新。

在“小我”的视域内人们观察到的，只是相当窄的范围。在这样的限制之下，我们自然想去改变结果。毕竟我们不知道自己看不见所有的层面，往往认定眼前的果是自己可以掌控的因所带来的，因而会想去改动。进而，我们还会不断追求更有效的人性假设，把这些更有效的人性假设变成管理学理论突破的目标。管理学人性假设不断涌现，原因在于旧的人性假设不再奏效，无法完全涵盖人性，所以被新的人性假设所取代，不断推陈出新。在不确定、复杂和模糊的当今时代，机会与挑战并存，对组织和个人的要求也日渐提高。而我们所熟知的一般组织的组织设计根本无法应对这些全新的挑战，所以人性假设亦不断变化更替，以应对这种全新的挑战。

“万物一体”揭示了宇宙为一体。“万物一体”的境界是把万物看成一个整体。这种整体论与笛卡尔-牛顿还原论恰恰相反。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基于整体直觉的认知法，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复杂事物分割成一个个单元，而是从整体上来认识万物及宇宙，如“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等。

（一）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人性假设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虽然在字面上找不到“人性假设”的字样，但人性假设的意涵贯穿于儒释道等，即“人性假设”贯穿于其全部。无论是儒释道，还是易经及黄帝内经等，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性假设存在一致性，都是对于宇宙真相的揭示，宇宙真相是唯一的。尽管称谓不同，字面相异，但本质是一致的。道家用“真人”“全人”表示；佛学用“觉”表示；儒学用“真己”表示；等等。

在这里需要说明下，“全人”是指超出二元对立，“人性善”和“人性恶”之辩还囿于二元对立。这里的“全人”是“道”的层次，其与“何期自性，本自清净”（《六祖坛经》）、“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庸》）、“无善无恶心之体”（《传习录》、“照见五蕴皆空”（《心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金刚经》）层次对应。孟子的“性本善”是在“道”的层次，相当于孔子的“仁”。孔子的“仁”和孟子的“善”能与“全人”对应。而荀子的“性本恶”是在“小我”的层次。

“全人”是指“天人合一”“万物一体”视域下的得道之人。按照庄子对“全人”的界定：全人是指能顺乎天道，应能使人忘掉自己，无我，但能恩泽身边万物。“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类］，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③（方勇，2015）96。换言之，与天合一的为“真人”或“全人”等，反之，没有与天合一的只能是“人”，即与“小我”同。万物是一体没有分别的，何况“全人”怎么能分出自然的天和人为的天呢？“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虫能虫，唯虫能天。全人恶天？恶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④（方勇，2015）398。如同虫子虽然生存于三维世界，但自安于它的简单本能，独全于它的自然天性，它是本自具足，它的视域是“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

科学家和先哲都是在探究宇宙真相，宇宙真相是指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万事万物的来龙去脉等宇宙最根本的原理之探究。古圣先贤对宇宙的真相早已经证悟，关于这宇宙的真相是什么，他们以不同表达方式将自己的思考留存经典中。老子用“道”、孔子用“仁”、释迦牟尼用“觉”、王阳明用“心”等不同的表述揭开宇宙真相。

“夫所以为我者，勿曰血气形貌而已也，吾性诚然清明而非物，吾性动然无际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为也。混融无内外，贯通无异殊。观一画，其指昭昭矣。”（杨简，1991）。《易经》中的“天、地、人”中的“人”，即所谓的“己”“我”，不是指血肉之躯或私我、小我，而是指吾之本，“心”即“易”，广大无际，变化无方，与万物通而为一。在此意义上，这里的“人”“己”“我”与宇宙是同构的、同一的。

儒、释、道都是在阐释“万物一体”的宇宙真相。

③《庄子·大宗师》。

④《庄子·庚桑楚》，俍是善的意思，恶是何、哪里的意思。

（二）儒学中的“万物一体”

孔子一直在强调“吾道一以贯之”，孔子的立意在“万物一体”的层次上，若没有在这个层次上，没有贯通一切的视域，“贯”是无法实现的。“万物一体”的层次是“贯”的必要条件。对儒学来说，孔子的这个能“一以贯之”的“道”，即“忠恕而已”，亦契合“允执厥中”（《尚书》）、孟子的“养浩然正气”、“止于至善”（《大学》）、“致中和”（《中庸》）、王阳明的“致良知”。对于现代人来说，在“万物一体”这个层次上，财富、健康、情感等各方面都是一个道理，是一贯的，并非需要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学识，而是只需“致良知”或“致中和”，就能达到一箭双雕，一箭多雕，良知妙用无穷，无须再去分别专门学习掌握财富的学问、健康学问、情感的技巧等，只需要“致良知”，进而达到一贯。这是因为“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王阳明，2015）。人们之所以要学各式各样的学问，是由于人们没有在“万物一体”的层次上，没有反求诸己，即没有从良知出发、没有“致中和”、没有“止于至善”。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⑤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⑥

中国传统学术与道德原本一元，孔子之道在六经，“大致不出论政、论德、论学三种”，三者“尝牵连而不可划分”（张帆，2016）。

据《尚书·秦誓》记载，“若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⑦

据《中庸》记载，“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据《传习录》记载，“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王阳明，2015）138。

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论是其心学说的关键和基础，体现在“心即理”“致良知”的论旨层面，亦体现在“仁者以天地万物一体”的实践功夫层面。“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王阳明，2015）138。

⑤《论语·卫灵公》。

⑥《论语·里仁》。

⑦程颐《周易程氏传》。

（三）佛学中的“万物一体”

佛学的“一花一世界”“一沙一世界”都是在说“万物一体”。

据《金刚经》记载，“若世界实有者，则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亦是在说万物一体。

据《楞严经》记载，“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不取无非幻，非幻尚不生，幻法云何立，是名妙莲华，金刚王宝觉，如幻三摩提”（印广门清，2012）。这段经文的大概意思是：我们是用觉知心去关照六尘万法，其实，觉知心和六尘万法都是一个自心所现，本来这些都是一真法界的一部分，变成了幻法，人们不知道这个是幻，落入二元对立的取相分别。而一旦你契入一真法界，万物一体，包括你自己在内，没有一切的相、名分别，这是一种没有境界的智慧见地。

（四）道家中的“万物一体”

老子《道德经》十三章：“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二十二章：“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二十八章：“大制不割。”三十九章：“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之。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些都是在强调“万物一体”，整体的“一”。

据《庄子》记载，“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⑧（方勇，2015）31。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⑨（方勇，2015）253。

“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而死生终始将为昼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丧祸福之所介乎！弃隶者若弃泥涂，知身贵于隶也。贵在于我而不失于变。且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夫孰足以患心！已为道者解乎此”⑩（方勇，2015）344。

⑧《庄子·齐物论》。

⑨《庄子·缮性》。

⑩《庄子·田子方》。

（一）标识性通用等式的提炼及展开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对宇宙真相的揭示。宇宙实相或真相，顾名思义即宇宙的本来面目。老子、孔子、释迦牟尼等圣贤都对宇宙真相进行了揭示。宇宙真相不是圣贤发明和创造的，是宇宙的“样子”，是唯一、绝对存在的。宇宙的“样子”被圣贤体悟证悟到了，圣人发现了宇宙的本来面目，他们把体悟或证悟的宇宙真相通过不同的文字表述出来，这种打开方式或是不得已或是圣人们与弟子的对话被弟子记录下来，即留存下来的呈现在儒、释、道等经典中的文字。如《易经》中的“阴与阳”、《道德经》中的“无与有”、《心经》中的“色与空”、《传习录》中的“精与一”等，在语言表达上虽不尽相同，但皆在表述同源同体非同非异的相同的旨意（黄金枝，2022a，2022b；黄金枝和贾利军，2022）。

根据儒释道的精髓提炼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识“万物一体”的表达式（1）：

可进一步对等式（1）进行展开，其包含三个层面：（a）隐性的“一”；（b）显性的“万物”，即“物—物”层面，万物彼此分立；（c）不可分割的一体性，（a）和（b）的一体性。

对其展开分析，是解决一个长期说不清楚的问题之关键。一般的研究止于“万物一体”层面，即形成了达成一致的东方智慧是在整体论层面，西方科学范式是在还原论层面，而等式（1）的（a）、（b）、（c）分析，恰恰将还原论与整体论放在一个框架内。此等式展开最大的关键功能在于洞悉西方管理学人性假设还原论在逻辑起点上的固有缺陷。（a）、（b）、（c）三个层面的关系是：（a）通过（b）显化，（a）和（b）是隐性和显性的关系；（b）回归（a）时显性状态成隐性状态，即《金刚经》“见诸相非相”（见图1）；对于（c）来说，既不执着于（a），亦不执着于（b）；（a）与（b）相互转化且始终是一体的，不可分割，亦不曾分割。

（二）西方管理学人性假设的固有缺陷

从等式（1）的展开可以看出笛卡尔-牛顿万物分立只存在于（b）的层次，其人性假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小我”（见表1、表2），“小我”和“大我”的世界观不在一个层次上。以观山来说，“小我”是以眼见到山的实相，是实实在在的山，即山是山，河是河，万物彼此分立，只能看到这个层次（见图1），没有上升到（a）的层次，实现（a）和（b）的一贯更是望尘莫及。（a）和（b）本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万象森然时，亦冲漠无朕；冲漠无朕，即万象森然。冲漠无朕者，一之父；万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一。”（王阳明，2015）16。只有“精”，没有“一”；只有万物，没有一体。还原论或万物分立是人为地将“一”“消减”一半，类似于一个硬币只有一面，在逻辑起点处存在不完备性，存在人为缺陷。

从等式（1）的展开可以看出，（b）层次万物彼此分立，笛卡尔-牛顿还原论仅仅停留在此层次上，其从未触及“一”或“心”的概念，亦未触及“万物一体”的概念，即从来没有从投影的相上升到投影源（黄金枝，2021），只是在“物—物”的层面。无论科学抑或是制度，都属于物的层面和范畴。西方科学尽管在管理中提出“以人为本”，但远未触及人的本质，“人”只停留在（b）“物—物”层面而将人物化了，与传统文化的人的视域在（a）层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正是西方科学范式固有的不完备性，这也是导致量子力学各种谜题、佯谬涌现的关键之所在。因为它没有承载宇宙的全貌，量子力学各种谜题已经超出其宇宙观所考虑的仅仅是（b）的“小”范围，难以解释“一个粒子同一时刻在不同的位置；这意味着，同一时刻在不同位置可能是同一个粒子”（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2021）。这是因为没有从（b）提升至（a），缺乏（b）到（a）的贯通性。

从这个展开式可以看出，“小我”的视域过于“狭小”，只是停留在眼见为实的“物—物”层面，相较于中华传统文化“大我”或“全人”的视域（见图1），不但缺乏一个由见山是山到见山不是山（见相到非相）的提升，更没有见山又是山的回归，此时见山是在N 维（N→∞）视域，即N维（N→∞）“万物一体”的视域（黄金枝，2021），不但知道眼、耳、鼻、舌、身、意看到、听到或感知到一切（万物分立）的来龙去脉，并且还能见“相”关联到“非相”，并且“非相”也是“相”，同样“非相”亦要空掉（见任何相即非相），即无不相（见图1）。此“大我”或“全人”的视域的看山是山，非“小我”视域的看山是山，后者的维度是在N=3维，看不到宇宙的全貌，当然亦看不全管理实践呈现的全貌，导致即使人性假设层出不穷，以此形成的理论花样繁多，但也未能阻止管理实践对管理理论的诟病。究其原因在于人性假设的视域太低了，“小我”的视域描述这样一个世界，其本身就已经捉襟见肘。从显性的万物分立，回到隐性的“一”，即从“有”回到“无”，“无”为万物之根本，“无”可涵容且包通万物。例如《道德经》第四十章所言“反者，道之动”。

（一）“全人”与管理学的人性假设的区别

“人性假设”是对人的看法，但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管理学的人性假设是截然不同的。这些区别已经概括于表2中。

表2 中华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假设与西方管理学人性假设对照

1.唯一性、一致性与繁多性

“全人”具有无所不包、无所不及的视域，无遗漏地包含在其内。“全人”具有无限的维度，囊括一切，是没有时空性的万物一体。“全人”是唯一的、不变的，前文已经阐述了尽管对其表述的名称相异，但其含义是一致的，皆表达同一个意思。管理学的人性假设异彩纷呈、花样繁多，“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等，名称不同，含义相异。“全人”是人人都有的，并且是一致的。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管理学的人性假设的区别如表2所示，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假设是“人人皆有，个个相同”，西方管理学人性假设是“人人皆有，个个不同”，这是二者的主要区别。

2.“全人”、“大我”与“小我”

中华传统文化的视域是“万物一体”下的“全人”，其视域是N维（N→∞）；而管理学的视域或维度是人类眼、耳、鼻、舌、身、意看到、听到和感知到的N=3维的长宽高维度（见表2）。若按照心理学语境来说，“全人”以“大我”为出发点，管理学的人性假设以“小我”为出发点。

如果说地球上有70亿人，那么有70亿个“小我”，每一个“小我”对应一个“大我”。但70亿个“大我”与“全人”合一。

“大我”是真正的我，具有绝对性、无限性、永恒性。“大我”无处不在，上下、左右、内外，贯通各个方向。“小我”是“大我”落在三维世界的投影（黄金枝，2021），投影对于投影源来说不是真实的，是“大我”落在地球上变成受限制的“小我”，“小我”具有相对性、局部性。人们误将“小我”视为生命的全部，误以为其是真实的自己。在“万物一体”层面，“大我”与“全人”其实是合一的。“大我”层次才接触生命的来源和根本，才能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只有处在“全人”或“大我”的境界才能懂圣贤之意，否则无法与圣贤同频，更无法领略熠熠生辉的有效性。

3.随时代而变化

传统文化的人性假设，不受外在的所有条件影响，也不受时代影响，不同境遇的人、不同时代的人性假设是一致的、不变的，而管理学的人性假设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点在前面已经阐述，此处不赘述。

4.时空性与时过境迁

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或基本标识是“万物一体”，进而传统文化的人性假设是无所不包的“全人”。“全人”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具有绝对性和恒久性，所以具有跨时空的超越性，任何时候、任何场所都不会改变。传统文化的“全人”人性假设无所不至，具有无限性；管理学的人性假设是随时代而变化的，是时过境迁的，且有时空的局限性。

5.2500年的人性假设的有效性与近100年内的人性假设的无效性

老子、孔子、释迦牟尼等圣人的思想虽然距我们已经2500年了，但影响一直都在，当代“我们为何应当向孔子或佛陀求助呢？……研究那个遥远的年代，只不过是人类精神考古的一次演练。而实际上，我们从未超过轴心时代的洞见。当人们经历精神和社会危机时，往往回溯那段历史以寻求引导。人们或许以种种不同的方式诠释了轴心时代的发现，但却从未更胜一筹”（凯伦·阿姆斯特朗，2010）2-3。当代人们的洞见没有比老子、孔子、佛陀更胜一筹。原因何在？这是因为圣人们看待宇宙及万物是一体的，没有时空的间隔，所以没有古今差别，轴心时代的洞见对于当代一直具有引领作用。

2500年的时间长河中，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性假设”一直没有变化，且无论再过多久亦永远不会变化。亘古至今，现代人还在寻求其引导。而相较于几千年，短暂的100年内，管理学的人性假设却花样繁多并不断变化。这是因为其一直在寻找与环境相适应且有效的人性假设，但始终在寻求中，对当时的环境而言具有相对的有效性，但在100年的时间区间内都时过境迁，更何况更长的历史长河。现代管理学的人性假设是以“小我”为出发点，具有时空的局限性，因为不完备，无法全面涵盖人性而被不停地更换，被更换掉即意味着无效。

（二）管理学的人性假设与传统文化“全人”的差距

“全人”是指以“天人合一”“万物一体”视域下的得道之人。庄子给出全人的含义：全人是指能顺乎天道，应能使人忘掉自己，无我，但能泽及身边万物（前文“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人性假设”部分已经述及）。“全人”是“唯虫能虫，唯虫能天”的，即如同虫子虽然生存在三维空间，但自安于它的简单本能，独全于它的自然天性。虽是肉体生长于三维世界的虫子，却有N维（N→∞）“万物一体”的视域，即虫子既可以见山是山，又可领悟见山不是山（见相非相），更能有见山又是山的境界（见图1）。在“唯虫能虫，唯虫能天”以虫喻人状态下的“小我”已经融入“大我”的信息，虽然这个信息装进有限的虫体“小我”之内，但已经突破二元对立，进入“大我”的视域，可以置身于N=3维的“限制”之中，而领悟N维（N→∞）“限制”之外。不但知道眼、耳、鼻、舌、身、意看到、听到或感知到一切（万物分立）的来龙去脉，并且还能见“相”关联到非相，且非相也是“相”，即无不相（见图1）。

管理学的人性假设是彼此分立的“小我”视域，只能是“唯虫能虫”，却不能“唯虫能天”，只是在N=3维的视域，看不到N维（N→∞）宇宙的全貌，当然亦看不到管理实践呈现的全貌。管理学的人性假设与中华传统文化“人性假设”之间的差距是N=3维与N维（N→∞）之间的差距。这个差距是无限大的，可用极限表示为，这样在N=3维的视域限制之下，人人彼此分立，人们用眼、耳、鼻、舌、身、意来感知一切，故而，人们不知道自己看不见所有的层面。

图1 “全人”与“小我”的关系示意

（三）管理学的人性假设以“小我”为出发点的弊端

范式和人性假设是管理学理论建构的根基（胡国栋，2016），人性假设决定管理理论的有效与否，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已告诫过。

邓以赞很尖锐地指出（a）和（b）的差距。他将“徒知有形色”层次的人称为愚不肖者，与（b）“物—物”层面一致；能称谓贤智者的，是已经提升到（a）层次但是还没有知晓（a）和（b）是一体的人；而圣人是知人又知天，认为（a）和（b）是一体的。

这就是说“不知有天性，是知人而不知天”的（b）层次，属于低层次的愚不肖者。看世界是不完备的、不全面的，在这样的视域下难使管理有效、到位。

《周易》中“无咎”是高频率出现的词，而“咎”字恰与“万物分立”契合，因为咎字左为各、右为人，各人的意思。见《说文解字》，“咎，灾也。从人从各。各者，相违也”（汤可敬，2018）1656。又见“各，从口、夂（zhǐ）者，有行而止之，不相听也”（汤可敬，2018）302。彼此分立，每个人都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道德经》），各人如此，“万物分立”的万物亦然。

（四）两种人性假设对管理效果的本质影响

在日渐动荡、不确定、复杂和模糊的当今世界，对于当代来说，管理是拥抱不确定性。那么，如何来拥抱这个不确定性？古时有知县大人，知府大人，知州大人。知县，知府，知州之大，知之天下，这个“知”字是了解、知道的意思。知字在春秋时期已有。据《说文解字》记载，“知，词也。从口，从矢”（汤可敬，2018）1061。矢，弓弩用的箭，从“入”，像箭头、箭末扣弦处、尾羽的样子。古时候叫夷牟的人最早发明箭矢。“知”的左边是那个“矢”字（汤可敬，2018）1057，代表箭，代表部队，代表控制。“知”的右边就是“口”，能说出来就是“知”的意思，这里的控制相当于管理，即县级视域，对于超出管控的县来说就是不可控的“区域”。同理，如果视域由“县”扩展至“府”，“府”再扩展至“州”，由于视域的不断扩大，原来的不确定的不可控“区域”，成为可控“区域”，这样的管理始能做到拥抱不确定性。想拥抱不确定性必须将不确定性变成可控视域之内，即需要扩大视域。若视域范围无法广泛覆盖，拥抱无法企及。

对于整个国家或天下，若视域不扩大，汤曰：“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⑪周武王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⑫此皆圣贤用心行事之实相，绝非故为谦逊，是因为尧舜禹的视域与天一样，视天下为己一人，百姓的错误同样也是自己的错误，如《大学》所言的“亲民”。在这个“天人合一”的无所不包的范围内，都是可控的。“万物一体”是指无时空的区隔，具有“一日千里”“一日千古”的功效，所以“全人”的人性假设会永远熠熠生辉。

之所以人们会向那个遥远的时代求指引，关键在于圣人的视域，即“全人”的人性假设。虽然儒释道用的名词不同，但是儒释道所言的是同一个东西，因为真理是绝对的、唯一的，圣人们都“看”到了这个真理，所以圣人留下的言行录是一致的，意思是相同的，只是各自语境表达不同而已。而西方管理学的人性假设异彩纷呈，花样繁多，丛林式人性假设所言的是不同的东西。由于无效才推陈出新，不断更换，换到最后还是在不确定性中随环境而变，视域范围在所控制范围之外。拥抱不确定性是力所不能及，所以由此人性假设建构的管理理论对管理实践的指引捉襟见肘，进而导致不断地寻找新的理论，却总有不确定性在控制之外，这是因为“小我”的视域“太小”了，涵盖不住管理实践的全貌。反观传统文化“全人”视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涵盖一切。尽管2500年过去了，但它一直都在那里，因为“道”无处不在，站在时间是常量N=3维的维度来讨论，它具有“时空穿透力”，而实质上是因为“万物一体”，在“万物一体”的N维（N→∞）层面，没有区隔，时空本不存在。

按照视域不扩大的逻辑，对于企业来说，虽不能在区域上做到“知县，知府，知州之大，知之天下”横向的扩大，但可以从纵向维度提升，从N=3维升至N=4维直至达到N维（N→∞），这样利用纵向提升同样可以达到“知之天下”的境地。在这个视域下，“万物一体”，“我”必须超越目前极其有限的“小我”。“因为你已经有意识地，把我的范围扩大，把所有的他们也包含在‘我’的范围之内，基本上你只是在照顾一个更大的‘我’罢了。”（麦克尔·罗奇格西，2005）212。想象每一个人，都把其他人当作自己，当作自己责任范围内的世界！不要为了他人而工作，而是仿佛没有他人一样，不分你我地工作，这就是真正的快乐和满足（麦克尔·罗奇格西，2005）197-205。

⑪《论语·尧曰》。

⑫《尚书·泰誓》。

人性假设实质上是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尽管现代科技可以把人送到月球，解读人类的基因密码，但我们对自己是谁，以及对我们如何来到这里依然一无所知（格雷格·布雷登，2015）。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中华祖先已经留下丰富的宝藏，我们不能因为学习了西方知识，参照西方标准，就看不到中华文化“万物一体”的全部［见等式（1）］，在被“万物分立”西方思维模式覆盖的当代，轻视对自家宝藏的发掘。对于科技发展进步到“宇航员都可以出差太空几个月”的时代，我们以“人性假设”的视角发掘传统文化，更加感受到传统文化的价值和魅力所在，不仅当代，乃至后世也值得深研，因为它不受外在的物质条件和时代影响，对于不同境遇的人、不同时代的人都是有效的。

管理学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人性假设，老子、佛陀、孔子等给后人留下的经典不同，但是他们的“人性假设”是相同的，即皆是“万物一体”视域下的“全人”。虽然身体在N=3的三维世界，而眼界却在N维（N→∞），即“唯虫能虫，唯虫能天”，能置身“限制”之中而领悟“限制”之外。这时能透过看到的任何人、事、物知其更深层次“万物一体”的本质，彼此分立的个体是更深层次不可分离的整体产生的相，看破一切相的来龙去脉，看破眼前的一切都是自己内心的投射，根据外部境遇，修正自己的内在见解，进而能做到从根源上提出方案。

目前许多学者主张构建本土管理学，而以源自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性假设”做基础是构建本土管理学之关键。本文揭示出西方管理学人性假设视域“太小”、逻辑起点存在不完备性，故而，无能为力或不足以描述宇宙全貌，这也是以此人性假设为基础建构的管理理论遭到管理实践诟病症结之所在。以传统文化的视域审视管理学的人性假设既是抛砖引玉，又为本土管理学贡献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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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hinking on the Humanity Hypothesis in Management

Huang Jinzhi

Abstract：Since Taylor’s “economic man” hypothesi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was replaced by the “social man” hypothesis and the behavioral science theory originated，many other kinds of humanity hypotheses sprung up. Based on these humanity hypotheses，various management theories have been shaped in the history of management. Until now，people’s enthusiasm has not been well motivated and the management theory has been increasingly criticized in practice. What is the crux？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the identifying concep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a universal equation is formed through Confucian、Buddhism and Taoism，which is expanded to reveal the inherent defects of the humanity hypothesis of management at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and then provide local management with the philosophical support derived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tself.

Keywords：Humanity Hypothesis；The Unity of All One；Holistic；The Separation of All Things；“The E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