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是警醒的重器。美国政府的科技制裁，清楚显示了构造国家科技发展长远基础的关键要素。其制裁在于阻断：一是高科技人才交流；二是数据、算式、资料的信息交流；三是高精尖设备、零部件、元器件的交流等。这就看出，科技发展长远基础的建设，取决于高素质人才的规模和结构、前沿性信息资料的及时性和持续性、供研究用的高精尖硬件系统的有效性等三个关键要素。三个要素中，人才要素是关键中的关键。

美国政府的制裁凸显了我国科技领域的短板；华为等企业的抗争，凸显了科技人才的关键作用；研发领域缺乏解决问题的理论支撑，凸显了基础研究的地位；而要害的工艺部位缺乏解决问题的顶尖工具，凸显了母机制造的薄弱环节。总之，多年来漠视“人是第一生产力”的基本逻辑造成了多方面的战略被动。

人才素质与结构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创新的体制机制，在中国，中央政府负首要责任，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都负有地域及层级责任。目的都是要促进科技人才和科技成果的有成效增长。没有人才支撑，科技就是一个空壳；有了人才，又缺乏其力能充分发挥的体制环境，科技就是一个漏气的轮胎。只有合理的人才的接续机制和人才力能发挥的环境，才能支撑国家创新的重任。

上述理念，在党政系统、在高等院校、在研究机构、在明智的科技官员那里不能说不清楚。为何非要别人来敲我们的脑袋，才用力地去推动基础研究，匆忙建起一批数学中心、前沿物理中心、生命科学中心呢？这说明国家科技发展的战略视野和前瞻决策有很大的虚实接续问题。

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进行工业化建设，先是引进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技术、设备和系统，后来转向欧美和日本。20世纪50—7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科技上处于先进行列，苏联的军事科技很优秀，但民用科技不突出。当时日本和中国都处于追赶阶段。

对于中国、日本、美国在科技发展上引进结果的差别，20世纪80年代有个说法。说中国是引进和不断地引进设备，得到的是设备；日本是引进设备后进行消化和改进，得到的是技术；美国是引进人才，得到的是源源不断的创新创造力。

事实上，美国利用其体制机制和教育科技的优势条件，在全球吸引优秀人才，建设自己长远的科技基础。有了卓越人才和和发挥人才力能的机制，就会产生卓越的基础研究成果，就会有卓越的应用技术，就会产生卓越的研发设计，就会有卓越的设备和专利，就会有卓越的产业基础，就会占据雄厚的科技优势。美国的战略值得深思。

美国一家智库研究机构指出①，自1901年以来，在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医学奖和物理学奖的美国人中，约1/3是在外国出生的研究人员；经济领域的外国移民比美国本土居民更具有创业精神；进入《财富》500强的美国企业中有20%是由移民创建的；移民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领域的工作和创业，成为美国历史上发明和创新的源泉。

另外，针对美国吸引全球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优势的弱化，这家机构建议美国政府把引进高技能移民作为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要改革人才吸引政策，留住和吸引全球顶尖人才，以便长期保持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国家科技基础的优势。

科学研究本是全球性的事业。由于科技人员的国别归属，其掌握的知识和技术就有了国别特征；由于科技人员的跨国流动，就有了知识和技术在国家间的此消彼长。因于此，国家的人文环境、政策环境、创新环境，以及科技人员的组合和成果，就有了吸引力。人才环境成为国家竞争力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

近三十年来，由于国家间人才吸引政策的差异化，促使高知识、高技能人才国际流动性增强，高素质的国际移民数量在不断增加，近些年，由于美国等国家针对中国等国家的制裁，以及移民在欧美一些国家发生的社会冲突，其人才吸引和移民政策又做了负面调整。但从长远看，发达国家已经深刻认识到吸引高知识、高技能移民的重要性，还是在积极采取各种措施，进一步调整政策、改善条件。

除了针对性的制裁以外，例如，加拿大出台创业签证计划，利用风险资本公司或投资集团对初创企业的资助可获得永久居留权；澳大利亚在其永久和临时移民政策中优先考虑高知识、高技能人才；德国修改了移民政策，以便提升对高技能移民的吸引力；日本也松动了移民政策，支持高技能移民。

并非每个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外国人都会留下，有些顶尖工程师和科学家并非出于本意而是因缺乏机会或不满意存续环境而离开。所以，我国要特别关注吸引国外科学家、工程师和留住本国的科学家、工程师的因素究竟是什么。

美国对全球人才的相对吸引力，包括一系列因素。例如，全球竞争优势、就业机会、移民政策、人权保护、对企业家精神的重视、自由创新的文化等。但近些年美国移民政策的不确定性、国内的反移民情绪、限制签证的规则和绿卡待遇的改变等，使其吸引力有所减弱，不过在全球人才竞争中美国仍处于优势地位。人才吸引力和留驻力的关键在于有激励性的人才存续环境。

中国的科技发展，除本国大力培养高精尖卓越人才之外，也要特别重视吸引国外科技人才。例如，改革签证及绿卡制度，提高办事效率；与国外相比，能够同业同岗同酬同待遇；重视外国人所关注的人权政策；改善工作环境，减少不必要的官员干预，减少后顾之忧；坚守和保护知识产权；坚守和保护科学家尤其是年轻一代自由的创新精神及稳定无害的科研环境。

对中国来说，至少有两次运动对知识人才的主动性和存续环境造成了历史性的损害。一次是反右运动，一次是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两次运动的性质和危害在中央文件中都有明确的定论。两次运动之后，许多知识分子不再主动地向上层提批评建议；在科研领域也谨小慎微；国外知识人才想到中国来，还是顾虑再三。

从1958—1978年，由于对知识人才，以及对创新、百家争鸣环境的损害，有20年时间，客观上滞缓了国家的自主创新。这种教训，我们不能忘记。在新时代，我们必须预防这样的运动卷土重来，要特别保护年轻人的创新精神，创造长期的稳定无害的科研环境，保护科研人的创新主动性。

无论年轻年老，知识人才都会越来越关注环境的变化及对自己的影响。特别担心那种无缘无故的不确定性环境造成的损害。无缘无故的不确定性环境，例如反右和文革，都是没有法律依据而在领导人及领导团队的设想执意下发动的。如果这种不确定性不被终止，如果不在法则上确保一种可预知的长期的稳定性，那么，留下的就是对未来的担忧与恐惧。国外的人才不敢进来，国内的人才也难以留得住。即使留下工作，也难免心神不定。这种情况，非常不利于国家科技的长远发展。在新时代，特别要警惕无缘无故的不确定情况造成的紧缩心态。

2005年，中央提出2020年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当初设想的愿景的条件是：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和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均进入世界前5位。②

经过15年的建设，到2020年的结果，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40%③，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0.2%，对外技术依存度为10.4%，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世界第一，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世界第二。④ 除了R&D经费支出占GDP总值的比重差0.1之外，其余三项均从统计数据上已经达标。问题在于，就这几项指标达标，我国就成了创新型国家了？对于指标型发展机制而言，几项指标确实达标了；但实际感受还并不是一个具有创新性格和创新机制的国家。

整个国家具有创新机制，并非几个指标的问题，而是国民具有创新性格和创新欲望的问题。例如，大多数国民自小就养成了阅读和质疑的习惯；社会容忍善意的失误和连续的失败，并鼓励跌倒了再爬起来的精神；政府将发展教育增强国民素质作为第一国策；确立严格的法则，保护人身安全和知识产权等。创新型国家依赖的是国民的创新素质，而不仅仅是人为设计的指标。

人才、人才成长、人才平台及其体制机制，源于具有创新素养的国民、企业、机构、政府及整体的创新环境。没有国民创新素养的普遍提高，就不会有源源不断的卓越人才。国民的创新素养是各领域发展的基础。这是一个基本共识，也是个长期的过程。但没有必要将这个水到渠成的过程转化成阶段性指标性的运动。

实际上，世界在乎的是一个国家是否有创新素质的国民和创新机制的环境，并不在乎其是否是指标式创新型国家；同理，世界尊重的是高素质的文明的国民，而不是人均收入达到一个什么水平的指标。即使人均收入进入到了高水平，但未必得到世界的尊重。国家自上到下都要关注一个十分基础性的问题，就是国民素质。在经济发展、人们物质文化享受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十分关注人性的进步和人格的健全。

中国的科技发展，需要特别重视科学家、战略科学家的作用和对创新领导方式的改进。尽管要从国家角度去规划前沿问题和攻关方向，例如，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同时，使基层、使一线、使实验室的科学家、科研工作者要有更多的自由创新空间。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发、产品设计、流程改造、专利保护、变革方式、循环发展等，都生长在基层一线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操作者与技术服务者之中。科技生长的动力和基础不主要在高层而主要在基层。高层领导、政府的作为，就是要千方百计地为基层动力创造前进的条件，其作为的核心是服务而不是指挥。即使制定科技发展的国家规划，除了执行高层领导的旨意外，首先要尊重来自基层的科学家、科技工作者的看法及建议，并在国家科技战略咨询机构的支持下进行全面的客观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择优决策。

如果真要建设具有创新性格的国家，至少具备四个条件。首要的是提高国民素质。要有切实的措施。例如，增加教育投资，提高教师待遇，强制受教育年限，提高受高等教育人才的比例，激发国民的主动意识，使其敢冒险能想象、提高创造力等。

其次是营造创新环境。有些不好的环境因素需要改变。例如，学校的“记忆力教育”、企业的假冒伪劣、机关的官老爷作风、家长的压制或溺爱、同事对创新冒尖的冷嘲热讽等。要推广创造力教育、倡导诚实劳动公平竞争、以创新为荣、鼓励多出创新成果等。

还有，就是建立及完善对创新的保护和鼓励机制。在多出创新成果的情况下能够保证创新成果不受非法侵害，例如，坚守知识产权规则、严惩学术剽窃、打击假冒伪劣、奖励创新成果、按规则合理分享创新成果等。

再者，遏制重复性的平庸的问题及平庸的研究成果，积极倡导突破性创新。警惕科研领域的这种情况，即对唾手可得的问题的研究、对前人成果注解式的研究、问题重复的平庸论文的不断发表等，这种现象越来越多。这种缺乏创新的文章堆积已经成为创新的负担和可怕的惯性。减除那些唯论文的评价机制，减除那些追风追潮无科学价值的课题申请，着重看代表作的突破性创新等，设法阻止浪费资源的无意义的低水平重复的研究，回到真理的负责任的研究上来。

对科研管理及其目的，国人比较偏重实用。这种倾向，也无可厚非。因为中国长期贫弱，上百年来，大多从实用角度、经济实惠的角度考虑的比较多，更多强调百姓富裕、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等实实在在的功效。

2005年，中央做出15年后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决策后，当初就有人建议对愿景目标指标进行分解细化，建立达成目标的组织架构和任务体系，让各部门、各层面、各单位按照明确的目标任务予以推进。这就是为建成创新型国家这个目标而设想的功利性做法。

现在，除了实用之外，还要鼓励国人自由探索、质疑传统，研究现实本无的问题，逐步改变国人固有的思维模式，朝着创新创造的方向发展。

在创新创造过程中，政府是一个重要的动力源。但都指望政府推动才能发展，那非把国家科研搞死不可。对科研活动，除政府的特别订单以外，许多情况下不需要政府规定指向和范围，只要定好法则，放松行政管制，任国人自由探索，就会不断有新的科技成果出来。

电子商务、微信支付、芯片研发、人工智能、无人机、无人车间等，许多都不在国家规划之内。相反，规定的太死，一杆子统到底，今天检查，明天汇报，美其名曰明确目标、保证效率，结果却适得其反。

出现上述问题，大多是以行政指挥代替科研规则、外行领导内行、居高临下的官僚方式等。科研管理者需要更加适应百花齐放的趋势，要适应多元化的人、多元化的思维的这样的环境提出的各种挑战。

在信息平行的时代，管理者要尊重一个基本事实：基层比高层具有更多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拥有更多的解决问题的手段，下级比上级更聪慧。所以，管理者切忌官僚式的偷懒的“一刀切”方式，要进入科研一线，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一对一地帮助基层解决问题。

民有机构是共和国科技创新的基点，是共和国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应该以这样的定位去思考科研布局和科研投资。国有机构理所当然应该承担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军工科研，但不等于要限制民有机构进行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军工科研。

现在许多军工产品或零部件、元器件等都来自民有机构。所有领域应该在规则的机上放开让民有机构参与。至于保密合规问题，可以通过法则来规定国有机构、民有机构等各种机构在涉密科研领域的责权。谁违法就惩治谁。不能国有民有两套标准。即使某个民有机构违法，也不能把所有的民有机构一律禁死。

我国缺少细致有效的适用各种机构的涉密产品科研生产法则。军工科研大多通过合同来规定双方或多方的责权。合同这个东西，个别性随机性比较大，解决不了民有机构进行大科研长周期的参与问题和普遍的责权利问题。

面对科学，没有什么原则、观点、结论不可以挑战的。科学研究的任何一项成果都是在不断的质疑、试验、验证中，经过多次失败而研发成功的。这里通行的不是威权式的指挥，而是平等的无拘束的研讨与建议。

有的行政领导曾经是科研出身，但科研这个事，过去半年，所熟悉项目的数据、结构、性能、趋向都可能发生变化。这个项目往下如何研究，第一线的研究者最有发言权。就这个逻辑，在科学研究决策上，切忌滥用威权，切忌瞎指挥，各层级都要为科研人才、为科研的基础建设创造一个和而不同的风气环境。

资料来源：

①李溯，《美国企业研究所：“人才之争”是全球领导力竞争的核心》，参考消息网，2021年6月16日。

②国务院：《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2005年12月29日。

③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1年2月28日。

④玄兆辉：充分发挥科技指标监测作用，助力科技强国建设驶入“快车道”。光明网，2022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