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2022年第2期收录博士、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胡海波，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周洁，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卢海涛。本文从世界与中国的创新管理思想历史脉络中发掘共性与个性，结合世界格局与中国战略，对中国创新管理思想的未来研究进行展望。以下为《萌芽、进阶、突破：创新管理思想的历史脉络与中国新篇》全文：

萌芽、进阶、突破：创新管理思想的历史脉络与中国新篇①

创新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永恒话题，创新管理的本质就是帮助创新主体把握机遇，实现有效的发展和提升。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已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带动人民生活发生剧变，促使社会实现高速发展。工业革命的本质是科技革命，而技术创新正是科技革命的关键动力。因此，技术创新被认为是推动人民生活改善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长期受到创新管理思想研究者的高度关注。而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组织的繁荣，创新管理思想研究的边界被逐渐拓宽，非技术创新问题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并被视为企业和组织等创新主体实现弯道超车的关键动力之一。进入新时代，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掀起新一轮技术革命，全球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经济与市场环境等发生剧烈变化，从社会层面对创新管理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个世纪机遇期，创新管理思想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欲知大道，必先学史。历史见证了一个事物发展的经过，蕴含着无数前辈智慧的结晶。作为全球管理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管理思想史是全球管理学界与实践界的精神宝藏。学史可明理、增信。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创新、创新管理、创新管理思想等概念的内涵，可以明晰概念的诞生背景、发展沿革和应用情境，能够强化对概念的理解，进而增强学习者用创新管理思想指导实践的信心。以“知行合一”为准绳，学史还应崇德、力行。鼓励管理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在梳理和学习创新管理思想史的基础上，做好行动的转化，即传承创新管理思想的优秀基因，走好理论服务实践的道路，攻破更多创新管理的前沿难题，同时能够用好相关理论指导具体实践。

面对数字经济带来的剧变和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国家间的经济竞争，甚至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就是创新能力的竞争。处于新时代背景下，谁能在创新方面下好先手棋，谁就能占据主导位置。为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必须重视创新的作用、发挥创新的力量、锻炼创新的新引擎。建功新时代、奋进新征程，中国创新管理领域的学者应当以国家创新战略为牵引，从创新管理思想史中获得启迪，并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状态和精神面貌，主动探索中国创新管理思想的未来方向，持续拓宽创新管理思想研究的范围和边界，从而为中国加快建设创新强国的奋斗目标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启示，并为世界创新管理思想发展贡献中国力量、中国方案和中国实践。

①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1GL03）；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教育项目（2021116）。

世界创新管理思想紧密伴随实践发展。第一次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分别出现了以蒸汽机和电力的大规模应用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在此背景下发展相关研究，19世纪初期，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创新概念首次被定义。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实践中非技术创新现象的涌现，理论与实践界开始更多地关注生产之外的创新问题。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学者们开始从企业、国家等各个维度和生态系统、生命周期等各种视角开展创新管理思想研究，持续拓展创新管理思想的研究范围与边界。自1912年创新管理思想萌芽，至今已有110年整。回顾世界创新管理思想发展的百余年，参考部分学者的观点，可将世界创新管理思想史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形成阶段（1912～1959年）、发育阶段（1960～1989年）和拓展阶段（1990年至今），这三个阶段的关键词分别为萌芽、进阶与突破，如图1所示。

图1 世界创新管理思想发展脉络

（一）萌芽：形成阶段（1912～1959年）

萌芽比喻事物的新生。第一次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19世纪40年代）刺激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开创了人类以机器替代人工的时代。紧接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60年代后期）掀起了世界经济的又一轮增长浪潮，以电气技术为核心的技术革命助推许多国家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

创新理论的诞生源于学术研究的突破。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以两次工业革命为背景开展研究工作，揭示了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Schumpeter，1912），并开创性地提出了以创新思想为基础的动态发展理论，打破了当时传统的静态分析方法，强调企业家和创新者对资本主义的重要性，轰动了西方经济学界，被誉为“创新理论”的鼻祖。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包括创新的含义、主体、模式与传导机制等内容。他认为，创新是一种把从未被纳入的生产要素或条件的新组合纳入生产体系的新生产函数，企业家是创新的组织者（Schumpeter，1934，1942）。然而，由于时人对相关现象关注较少，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在当时并未得到实践界的重视，创新管理思想研究主要在学术领域缓慢发展，并集中于对生产中技术创新问题的探讨。这一时期创新管理思想的内核为“技术创新”。

（二）进阶：发育阶段（1960～1989年）

进阶，即在原先的基础上实现新的进步。第三次工业革命（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促使科学技术水平发生大幅度提高，推动了技术创新研究的快速发展。同时，部分伴随技术革命浪潮发展起来的大公司在管理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尝试，引发了学界与实践界对非技术创新问题的高度关注。此外，1973～1982年，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两次滞胀危机及石油危机，大批学者开始思考危机下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回应“如何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创新管理思想研究持续加速。

这一阶段，创新管理领域学者主要关注创新的内涵与动态演化过程，相关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创新是创新主体长期发展的关键动力。其中，创新的扩散与转化是这一时期的特色话题。1962年，弗雷特·罗杰斯（Everett Rogers）与帕梅拉·休梅克（Pamela Shoemaker）合著出版了《创新扩散》一书，认为如果没有经历扩散，创新将很难对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真正产生影响，发展了创新的动态性。进一步，戴维·蒂斯（David Teece）系统分析了多家案例企业的创新行为，从独占性、互补性资产及主导设计等角度创造性地讨论了影响企业创新效益的因素，深化了创新的转化机制研究，对企业应当如何有效实施创新管理战略的问题做出了有力回应（Teece，1986，2006）。

形成阶段的核心创新思想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其较狭隘地将市场结构和公司规模视为企业创新的决定因素，并主要关注生产过程中的创新。而到了发育阶段，为刺激国家经济复苏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引，创新的扩散和转化等研究得到快速发展。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学术界关于技术创新问题的研究逐渐获得实践界的更多重视与应用，实践界对生产之外的创新活动的有益尝试也引发了学术界有关非技术创新问题的探索热潮。创新管理思想研究实现了关注主体与客体的双进阶。

（三）突破：拓展阶段（1990年至今）

突破，即打破界限，实现超越。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国家间相互开放的程度持续加深，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创新管理研究也因此发生了边界和范围方面的重要突破。从边界上看，不再局限于企业的视角，关于新兴经济体的创新管理研究不断涌现；从范围上看，不再局限于技术创新或非技术创新的讨论，宏观管理视角被嵌入。社会创新管理突破了以往的研究边界，以社会为对象，引入多方主体和宏观视角，立足于解决社会矛盾，展现出厚重的社会价值（Mumford，2002），是这一时期极具特色的研究话题。

创新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为人类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在此过程中，环境污染、贫富极端、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频发，成为威胁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且，在新兴经济体，社会问题更为明显，需要更合理的理论指导实践。因此，各国政府、社会机构、企业、学者等主体逐渐强化对社会创新管理研究的重视，试图利用社会创新管理解决上述社会问题。这一时期，社会创新管理研究包括内涵和情境化研究。一方面，1992年，本特-雅克·伦德瓦尔（Bengt-Åke Lundvall）出版著作《国家创新系统——建构创新和交互学习的理论》，创新研究的对象与问题，突破了微观主体的范畴，展现出社会属性。2015年，Voorberg等认为，社会创新管理包括项目、组织和原则三项内容，对概念内涵做出了明确界定，社会创新管理的内涵研究向纵深推进。另一方面，众多学者基于不同的社会情境对社会创新管理理论进行了发展，如Radjou等（2012）提出了基于印度社会情境的朴素式创新理论，Angelidou和Psaltoglou（2017）、陈劲等（2018）分别提出了基于中国社会情境的包容性创新理论与反贫困创新理论，为解决新兴经济体的社会问题贡献了一定力量。

拓展阶段，创新管理研究进入多点开花的繁荣时期，研究角度进一步突破了过往的边界与范围限制，关注主体和研究对象也更加丰富，总体呈现由企业现象或创新理论驱动到社会需求驱动的发展趋势，以及从微观到宏观的变化特征。因此，相关研究成果将能够在更大范围内为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包括企业管理者、政策制定者提供启示，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新兴经济体等主体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现实指引。

早期，受新技术革命影响，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被逐渐拉大。为了实现技术提升和追赶，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做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科学论断。由此，中国创新管理思想研究逐渐萌芽。然而，当时世界前沿的创新管理思想主要发展于西方情境，与中国国情、市场环境等存在出入，无法完全适用于中国实践。因此，国内众多学者积极投入中国创新管理思想研究，走出了一条先引进吸收、再转化和创新的中国特色创新管理思想发展之路。整体而言，中国创新管理思想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引进起步阶段（1978～1992年）、本土化阶段（1993～2011年）和再创新阶段（2012年至今），这三个阶段分别表现为中国情境下的萌芽、进阶与突破，如图2所示。

 图2 中国创新管理思想发展脉络

（一）情境萌芽：引进起步阶段（1978～1992年）

改革开放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觉醒”，通过理论和制度创新，释放了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巨大潜力，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实现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发展，也促使中国学者积极走出国门，开始学习世界前沿创新管理思想。

这一阶段，中国主要在实践运用中发展创新管理思想。服务于市场换技术、打造经济特区、发展民营和外资企业等国家层面的战略需要，中国学者和企业家们开始直接在实践中运用比较成熟的世界前沿创新管理思想，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时期的本土创新管理思想研究相对呈现弱势，主要表现为对世界前沿创新管理思想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包括对世界创新管理思想的介绍以及机制模式和政策环境分析等，缺乏独创性理论探讨。而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中国学者开始更多地接触国际前沿创新知识，本土创新管理研究的活力被逐渐激发（李垣等，2018）。

引进起步阶段，中国的创新实践，特别是技术创新实践，具有极其鲜明的特色。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并不具备西方创新实践的技术基础，但广大人民的智慧给予了中国企业创新实现的条件。应用大众创新机制，结合较成熟的世界创新管理思想，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堪称标杆的创新性企业。这些企业的创新实践为其他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也为后续中国创新管理思想的本土转化提供了关键的支持。

（二）情境进阶：本土化阶段（1993～2011年）

世界创新管理思想主要成长于西方土壤，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简单地引进和消化已逐渐不能满足中国创新主体的成长需要，必须开展本土化的创新管理思想研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管理思想体系。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是典型的后发经济体，政府政策对激活主体创新活力、推动创新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构筑创新管理思想体系具有重要作用。尹西明等（2019）发现，中国原创创新管理理论的形成具有基于中国情境的创新政策、创新实践和创新理论“三螺旋”式协同演进特征。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企业自此在中国蓬勃发展。2006年，中国确立了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要求在继承和借鉴人类已有科技成果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发展和提高国家科技水平。

在国家战略与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结合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中国创新管理领域的学者在借鉴世界创新管理思想与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实践特色的创新管理思想。例如，吴晓波和许庆瑞（1995）提出了二次创新理论，许庆瑞等（2003）提出了全面创新理论等，形成“技术创新—二次创新—组合创新—全面创新”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以全面创新管理为指引、以组合创新为平台、以二次创新吸收国外先进的技术、以集成创新实现技术范式，完全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并积极响应了自主创新的倡议，能够真正解决中国企业实际的创新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社会价值（陈劲等，2006）。因此，在本土化阶段，中国创新战略管理思想实际上实现了由简单的模仿吸收，到结合本土情境和发展需求创新转化的专业化进阶。

（三）情境突破：再创新阶段（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同时也进入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创新驱动、科技强国、数字中国、“专精特新”等逐渐成为国家层面的重要战略，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创新管理思想成为解决中国经济转型难题的关键抓手。

为满足国家战略、产业发展、企业变革等现实需要，中国学者立足于中国国情与创新管理实践，在充分汲取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系列原创中国创新管理理论（林海芬等，2014）。例如魏江等（2017）提出非对称创新理论，陈劲等（2017b）提出整合式创新理论，尹西明等（2022）提出场景驱动创新理论等等，构筑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创新管理思想体系，并实现了对世界创新管理思想的再创新和再发展。这些创新管理理论与思想体系也为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新型区域建设和全球创新体系建设等重大实践提供了厚重且富有特色的理论与现实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40余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数百年的创新管理发展历程，并逐步实现了由“追赶”到“超越”。其中不仅有对世界前沿管理科学的学习和反思，还有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传承与应用，推动了研究主体和对象的繁荣发展、研究范围和边界的持续拓宽。中国与世界创新管理思想的互动铸就了中国创新管理思想发展的“外循环”，中国创新管理实践与理论的互动则建设起中国创新管理思想发展的“内循环”。基于中国的创新管理实践，中国创新管理理论与思想体系逐渐完善；反过来，理论的发展和体系的优化也增强了中国走中国特色创新发展道路的理论与文化自信，促进了中国创新管理实践的高度繁荣。“内循环”嵌入“外循环”，形成支持中国创新管理思想创新发展的“双循环”机制，中国创新管理思想进入“突破”的新篇章。

从发展的背景和演化的路径来看，世界与中国的创新管理思想的发展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从宏观角度看，两者同样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契合时代背景与发展需求，并在大量创新实践的基础上凝练而成，在不同创新主体间持续延展，存在从细微到宏大的发展规律；而从微观角度看，两者在形成的时间和情境、发展的脉络、创新的模式与主体等方面又各有侧重。

（一）世界与中国创新管理思想的发展共性

一是契合时代背景与发展需求。世界创新管理思想萌芽于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剧变，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引起的科技革命浪潮与当时宏观经济环境的滞胀以及石油危机中发展出对“非技术创新”研究的更高需求，实现研究主体与客体的双进阶。而随着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与运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逐渐成为创新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社会问题也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话题，创新管理思想研究的意义因此得到了明显扩大，呈现鲜明的社会属性，由研究边界和范围构筑起的研究空间发生物理和精神意义层面的多重“突破”。中国创新管理思想萌芽于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基于对世界领先技术的渴求，中国积极实施科技体制改革，从引进和吸收中起步，并支持科技创新实践实现了快速发展。而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与健全，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发现，当时的世界前沿创新管理思想主要发展于西方情境，与中国创新管理实践之间存在错位。因此，必须迅速开展基于中国情境的创新管理思想本土化研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情境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进一步凸显，需要基于中国情境，开展创新管理研究的“再创新”，使中国乃至世界的创新管理研究在理论与实践视野上发生“再突破”。在这一阶段，相关研究也更多地由经济效益导向转化为社会价值导向，“润物无声”地支持中国的创新环境实现优化，促进更深层次、多维度、大范围的价值创造活动发生。

二是根植于创新主体的实践。世界创新管理思想大多从实践中产生，并遵循“由实践促生—与实践共进—支持实践发展”的演化规律。以颠覆式创新为例，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深入探讨诺基亚、柯达等大公司的创新模式和创新失败原因，构建了颠覆式创新理论，发现大企业更容易产生创新惰性，在开发低端市场与新市场方面缺乏驱动力和洞察力，较合理地解释了大企业创新失败的原因（Christensen，1997）。而自从颠覆式创新理论出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促使创新管理理论范畴下具体概念的内涵、维度和内容等得到快速发展，使创新管理思想体系更加健全，并使创新管理理论与实践更具指导意义。发展于中国情境下的二次创新理论亦遵循这一逻辑，关注到中国科技创新的痛点问题，即技术“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现象，吴晓波和许庆瑞（1995）提出二次创新理论，使引进技术在适应中国情境的情况下更快实现商业化，进而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自主技术能力。以概念的提出为起点，二次创新等中国创新管理理论在与实践的共演中持续发展。总体看来，世界与中国创新管理思想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都离不开国家、企业等主体的自我驱动。

（二）世界与中国创新管理思想的发展个性

透过世界与中国的创新管理思想发展过程，还可发现世界与中国创新管理思想的个性。世界创新管理思想以熊彼特1912年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开创性地提出创新定义为始，历经110年的发展，在政府、研究机构、市场等主体的强力支持下，经过了“形成—发育—拓展”三个阶段，且三个阶段的特色理论分别为熊彼特创新理论、创新扩散与转化理论和社会创新管理理论，基于学术领域的探讨、理论与实践的共演、对社会问题的高度关注，逐步实现了一阶的萌芽、二阶的进阶，以及三阶的突破。整体来看，世界创新管理思想体系已相对成熟，研究范围涵盖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问题逐渐从局部走向整体，不同领域内的讨论也在持续细化，创新管理思想的丰富程度较高。

中国创新管理思想由中国学者结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提出，历经了“引进起步—本土化—再创新”三个阶段，是适应时代和国家发展阶段的理论创新。在最初的引进起步阶段，中国的创新管理思想更多是对主要发展于西方情境的世界前沿创新管理思想的简单引进与消化吸收，缺乏独创性研究，以实践为主线，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实现应用水平的提升，即引进起步阶段更注重实践应用而非理论发展。本土化阶段，中国学者开始利用中国企业或产业数据检验世界前沿的创新理论，以实现理论的本土转化，前一阶段的实践应用又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富有价值的现实基础，是理论快速发展的关键动力。进入再创新阶段，中国学者更加关注本土情境，在对世界前沿创新理论开展学习和本土化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民情和传统文化智慧，提出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创新管理思想，为中国情境下的企业、产业与社会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指引。此外，这一阶段，部分国内学者基于对中国丰富的创新政策与创新数据的研究，在政策文本和政策工具分析与量化、专利评价与专利引文分析以及创新知识图谱等问题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面向现实问题的系统方法论，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创新管理前沿问题解决贡献出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整体来看，在中国创新管理思想发展的40余年中，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微观到整体、从引进到原创的演化过程，并在推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制定、服务科技事业发展、支持创新主体成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体来看，世界与中国的创新管理思想存在两点鲜明的个性。一是形成时点与情境的差异。中国创新管理思想的形成落后于世界创新管理思想，并且属于紧密结合具体国家情境的探讨。世界创新管理思想诞生于20世纪初，成熟于20世纪末，随着发达国家的管理实践逐步发展、繁荣和稳定。中国创新管理思想则诞生较晚，中国情境的独特性孕育了当时的世界前沿创新管理思想无法解释的创新行为，因而产生了部分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管理思想。二是创新路径与模式的差异。世界与中国的创新管理思想发展本质一致，但具体的创新路径和模式却存在较大的差异。世界创新管理思想以熊彼特的创新范式为起点，大多是沿着这一路径的继续发展，强调不断在这一“主轴”上补充新的讨论。而中国的创新管理思想不仅突破了熊彼特的创新范式，也超越了单纯强调学习和模仿的东亚创新模式（陈劲等，2017a），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大国创新思路，甚至在某些前沿的创新领域对世界创新管理的研究进行了拓展与补充，可以被认为是创新管理思想丛林中的“后起之秀”。

中国创新管理实践中的独特经验不仅为理论构建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也极大地支持和推动了中国原创创新管理思想发展，并形成了中国情境下的二次创新、非对称创新、整合式创新等一系列重要的创新管理理论。这不仅为中国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与现实指引，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与社会创新体系构建提供了具有高度可行性和价值性的解决方案。当前，中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各种新变化、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本土创新管理研究遇到了新的机遇与挑战。面向未来，中国创新管理研究需更加紧密结合创新实践，构建起“企业—组织—国家”的三层结构立体研究体系，发展出更具时代意义与社会价值的创新管理原创理论，实现新的突破。

（一）企业管理与中国创新管理思想

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全球竞争日益加剧。现实环境的复杂多变，将引起企业、环境与目标间冲突和分离的频发，为实现三者的动态平衡，企业管理被赋予更高的期待，其中，创新管理尤为重要。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员工进入工作岗位，个体的个性与特性更多地被唤醒（Kang et al.，2014），传统的管理和创新模式需要新的升级。沿着从顶层架构到具体执行的逻辑，将企业管理与中国创新管理思想结合，可能的未来研究思路有三。

第一，传统管理哲学与中国创新管理思想结合的研究。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各个历史时期都创造了灿烂的哲学思想。曾仕强（2014）提出，所有科学的总源头和最高点都是哲学，用哲学这种无形的力量来控制有形的物体，最为省力有效。因此，管理者应当形成“虚以控实”的思维。哲学是对现实问题的高度提炼。在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企业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变化的环境与变化的问题。中国的传统哲学以本体宇宙论为基础，追求“天人合一”的至高和谐（成中英等，2014），即追求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表现为适度而非绝对，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土壤中生长出的中国创新管理思想必将继承其特性，能够快速地应用于中国企业，并根据企业实际发生适应性变化。因此，对于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管理思想研究，未来可重点关注中国传统哲学理念与创新管理的融合，从创新管理的角度探讨中国传统管理哲学在企业中的创新应用和对企业经营发展等产生支持的行为路线与机制，并可从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角度探讨创新管理的情境化与升级策略。

第二，企业文化管理与中国创新管理思想结合的研究。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和“化人”。其中，“人化”是按人的方式改造世界，“化人”则是用这些改造世界的成果来装备人、提高人。自古以来，中国一直非常重视文化的教化作用，孔子周游列国、汉武帝兴办儒学，都是通过文化开展教化的实证。企业文化是企业由其价值观、信念、符号等组成的特有的文化形象，文化管理则是从文化的高度来开展企业管理的现实工作，其重点在于影响人的思想和观念。杨国枢（2008）提出本土契合性概念，认为要理解特定场域中人们的行为，首先应理解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情境。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构成了中国人独特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和处世哲学，并渗透在中国人的意识当中，长期且深远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黄金兰，2017）。尤其是在新时代，员工的自主意识得以发展，隐藏的文化和社交需求得以全面展现，从文化的层面开展新的创新管理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未来，面对企业文化管理与中国创新管理思想研究的新议题，可强化对外部环境和组织内部认知等驱动因素的探讨，并以此为起点，在中国情境下，进一步讨论企业文化创新的发生、传导与转化机制，丰富企业文化管理与创新管理的理论探讨，为中国企业的创新实践提供有效指引。

第三，人力资源管理与中国创新管理思想结合的研究。如果将“传统管理哲学与中国创新管理思想结合的研究”和“企业文化管理与中国创新管理思想结合的研究”分别视为对“企业管理与中国创新管理思想研究”顶层架构和运行环境的探讨，那么“人力资源管理与中国创新管理思想结合的研究”就可以被认为是对“企业管理与中国创新管理思想研究”行为主体的关注。人是一切组织行为发生的介质，因此，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发展必将成为企业管理研究发展的关键。与其他情境下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相比，中国情境下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因其面向对象的特殊性，拥有独特的内容与展现。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是一个讲究人情与人情交往的民族（涂可国，2011）。人情作为中国文化中特有的概念，普遍存在于中国人的日常社交生活之中，影响着个体间的交往行为（黄光国，2010），其中最为核心的观点是“施与报”的平衡。同时，面子也被视为是中国人在社会交往中必须遵守的精妙法则之一，牵涉到个人在关系网中的地位以及个人可能享受到的特殊权力。基于人情与面子的法则，中国人往往更愿意接受肯定而非否定，并愿意为了他人的肯定做出额外的努力。因此，与中国创新管理思想结合，未来的人力资源管理可以探索从人力管理到心力管理的跃迁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如何创新性地改进、创造性地开发员工内心力量的问题，其中，文化创新与管理应当是一项重要的策略。此外，追求持续性的人力资源优势，未来的研究还应当把握两个“S”：一是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二是社会责任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Socially Responsibility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探索这两个“S”的产生环境、实现机理、作用机制与绩效表现，将为创新视角下的企业管理研究和实践提供新的发展方向。

（二）组织进化与中国创新管理思想

组织进化是组织生长、变化或发展的连续过程，是组织在适应环境的历程中为谋求生存和发展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过程和获得的相对稳定的结果（陈金波，2005）。在早前的研究中，类似生物学界对自然选择理论的长期肯定，“环境决定论”被视为决定组织状态的正统观点（Child，1972），而组织进化被视为组织状态持续向前发展与变化的过程，即无数连续组织状态的“叠加体”。随着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这一命题提出了质疑（Aldrich，1992；于天远等，2012）。这种观点事实上忽略了引起组织状态变化的内在因素，同时忽视了企业家在实践中影响组织状态以适应自己偏好的能力。组织通常不会通过经典市场分析的非人性化交易来与“环境”保持距离（Child，1997），由此出现了组织进化由组织与环境交互引起和实现的观点与讨论。将“组织”的含义向外扩展，企业、行业、产业等都是富有研究潜力的组织结构，探讨这些组织的进化问题，将为组织的持续创新与发展，乃至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提供支持。基于这一思路，结合国家战略，响应主体需求与市场需要，未来或许能够以如下三类组织为主体，开展“组织进化与中国创新管理思想”的研究。

第一，“专精特新”企业进化与中国创新管理思想。中小企业是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是稳增长、惠民生、促改革的中坚力量。“专精特新”企业即兼具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企业，是中小企业中的佼佼者，并已成为落实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载体和提升经济韧性的有力保障。中国制造业正逐步由“三低一弱”走向“三高一强”，但在产业能力建设方面仍然存在劣势，并缺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杀手锏”，“专精特新”是引导制造业创新升级的“探路仪”。发展“专精特新”企业，将有力支持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助力制造业突破“卡脖子”难题，是支持中国由“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的关键动力。同时，“专精特新”也是支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将显著优化中国产业结构，支持国家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发展，为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持力。当前，发展“专精特新”企业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但相关学术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空间，对该类型企业的持续进化问题开展探索，可能是支持国家产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思路，具有高度的社会价值。因此，未来的中国创新管理研究可以聚焦“专精特新”企业这一特定主体，探索其生存、发展以及持续进化的机制，并可具体洞察这类企业的发展与其他企业的差异，包括其独具特色的创新模式、进化起点与过程、社会影响和绩效等。

第二，产业集群组织进化与中国创新管理思想。产业集群是某一特定领域内相互联系的企业及机构的聚合体，通常展现为网络的形式。具体来说，纵向是基于价值链的聚集，包括一系列相关产业和与竞争有关的实体，也往往会向下游拓展到销售渠道和终端销售者等；横向则更多体现出互补性原则，包括互补产品的制造商，以及能够为企业提供专业化的信息、技术等资源支持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服务机构等单位。传统的产业集群要求集群企业具有地域邻近的特性，而随着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个体间交流的成本显著降低，企业的社会联结关系变得更加丰富，跨越地理边界，且能够容纳的企业数量和规模不再受到极限约束的虚拟产业集群组织逐渐产生、发展（陈小勇，2017）。产业集群的形成对企业的生产率提高及创新等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集群结构有助于集群内的企业整合和共享集群网络中的知识、技术等资源，并能够促进这些资源在集群空间内实现有效转移与扩散，进而支持产业整体竞争能力的提升以及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未来的研究或能以产业集群组织为对象，基于创新的视角，分别探讨传统产业集群组织和虚拟产业集群组织进化的逻辑、路径、机制、创新习惯、效用等表现，以及两者的共性与特性、不同的创新焦点与进化要素等。基于中国产业的情境，相关探索将为中国的创新管理思想发展提供支持，并为中国的创新管理实践应用提供指南。

第三，企业生态系统进化与中国创新管理思想。企业生态系统是指企业与生活在其周围的其他企业和社会经济环境复合形成生态环境，并共同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中国情境下，企业生态系统中的各主体间一般存在两种联结的模式：一是规范联结，由合作、交易等规范性活动产生；二是关系联结，由情感交流等关系性活动产生。前者往往是后者产生的基础，而后者能够使前者更加坚固，并且，这种联结模式会使各生态参与者的经济活动突破传统的利益相关者界限，表现出一定的同群效应。“群”中的联结关系越多，该“群”中企业间的资源共享、信息互动就越活跃。同群效应越强，企业获取来源于生态系统中同群企业信息的能力就越强，利用同群企业信息帮助自身优化战略决策和开展创新行为的能力，以及联络其他主体构建创新网络并从创新网络中获益的能力也就越强。总而言之，企业生态系统突破了产业链的限制，是一种更大范围的融通，可以支持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生态参与者快速获得丰富的信息和资源，进而在创新与决策等方面构筑优势，并可联动各生态参与者，以共同体的形态迎接外部环境的变化，帮助其在“不确定性”的冲击下获得确定的发展力量，进而增强区域与国家的发展韧性。因此，关注企业生态系统的进化问题，将对国家创新能力持续提升起到重要作用，可能成为创新管理领域未来的一项研究焦点。而考虑到其组织特性，研究者应当将其视为一项系统工程，并将该系统中各项分散的问题整合起来考虑，发现其中的关联与共通之处，进而对企业生态系统这一宏观组织创新与进化的问题提出假设、做出验证，构建符合中国情境的企业生态系统特色，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且能够支持中国企业生态系统进化实践的现实路径，并支持中国创新管理在组织视域下的创新发展。

（三）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创新管理思想

高质量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支持资源配置效率和微观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的发展形式（王一鸣，2020），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创造高品质生活和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要求，具有经济、社会、生态三重属性（胡海波等，2022）。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就是要实现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与生态建设的全面发展。从中国创新管理思想的角度探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推进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赋能，可能的未来研究思路有三。

第一，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创新管理思想。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与加速渗透，目前，世界已全面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发展数字经济，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路径和催生新发展动能的重要突破口，得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普遍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推动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如今，从社会到个人，从城市到乡村，从线上到线下，中国掀起的数字化浪潮正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从创新管理的视角探讨数字经济视域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可能的未来研究包括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创新管理问题研究，制度逻辑下的组织数字化转型问题研究，数字平台及生态系统的构建、演化及治理问题研究等等。

首先，制造业是国之重器，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是顺应时代的必然选择，也将为中国创新管理的研究发展带来新的理论与实践议题。其次，从制度逻辑看组织的数字化转型，可以识别出独特的中国市场、技术、政治等情境，发现这些情境与组织数字创新的关系及组织从数字创新中获益的过程机制，并可探索组织的基础设施构建与治理逻辑，可能为数字情境下的中国创新管理思想体系建设与实践发展提供方向。最后，数字平台是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一种特殊结构，探究中国情境下的数字平台及生态系统的构建、演化与治理机制，不仅能在相关理论方面有所贡献，更能为中国情境下的平台创新管理实践提供应用指南。

第二，社会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创新管理思想。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以人民为中心”，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因此，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质要求就是人民幸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②。当前中国乡村常住人口还有近6亿，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乡村最为突出。因此，未来的中国创新管理研究可以更多地关注乡村问题，包括乡村振兴、精准扶贫、共同富裕等，本质都是为农村居民增富、为乡村产业添智、为地方财政创收。包容性创新是针对中国乡村问题的重要研究视角，众多学者在该研究领域进行了一定的有益探索，但是相关研究仍然处于理论建构初期，在创新模式、演化机制与实现路径等多个方面有待更深入的探索与挖掘（邢小强等，2015）。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案例研究等方法，对具体案例企业或乡村的包容性创新模式进行探究，以期得出指导乡村创新实践的一般性结论。

此外，相关研究还可将中国乡村作为创新管理的研究主体，对两个具体的问题开展探索。一是农村电商中的创新发展，未来的相关研究可从创新管理的角度探讨贫困地区通过电商实现富裕的发展路径，这也是社会创新与数字创新交叉探索的一种思路。二是产业发展中的创新发展，探讨中国农村产业治理的制度逻辑，讨论产业在不同的资源情境下如何化解资源应用与发展之间的矛盾，进而构建符合中国情境的乡村产业振兴创新管理之路。相关探索可能激发乡村在支持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方面的潜力与后劲，或将成为未来中国创新管理研究，尤其是社会创新管理研究领域的焦点话题。

第三，生态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创新管理思想。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欧美国家的资本主义道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而要走好、走实、走稳这条路，必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绿色是生态的核心要旨，绿色发展是国家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自2006年以来，管理领域的绿色创新研究进入多元化发展阶段，在研究内容上，进一步细化深入到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等领域；在研究对象上，从一般绿色创新理论研究向特定对象转变，如针对区域、制造业、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研究。

未来，围绕绿色创新战略研究，可以在绿色创新模式、绿色创新能力构建、绿色创新绩效评估等方面开展进一步的探讨。一是可以更多地关注企业或组织在中国情境和与时偕行的制度与市场环境下如何实施绿色创新战略，探索其过程机制，并可多维度地探讨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影响因素，同时注意各个维度对绿色创新战略的影响水平，发展“驱动—过程—结果”的逻辑。二是可以强化绿色创新与绿色动态能力等关系的讨论，一方面，可以探讨企业或组织的绿色创新影响绿色动态能力构建等内容变化的逻辑；另一方面，跳出现有动态能力的研究框架，从讨论绿色创新与绿色动态能力的单向流动关系，转向绿色创新与绿色动态能力的双向给赋，乃至生态协同关系。此外，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碳达峰”与“碳中和”的关键问题，抓住“双碳”机遇，将促进中国实现高水平的清洁型科技创新，扩增“双碳”经济贡献，助力中国在绿色低碳转型中实现更大发展。未来应进一步以绿色创新管理理论与实践为基础，从创新管理的视角分析支持中国的“双碳”目标推进的可行举措，探索推进“双碳”目标下的主体、逻辑、驱动、机制、路径、绩效等，并可结合数字经济、美丽乡村等主题开展交叉研究。相关研究能为构建符合中国情境与中国需求的生态高质量发展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news.cnr.cn/native/gd/20171027/t20171027_524003098.shtml，2017-10-27。

从历史看来，创新管理思想犹如丛林，浩如烟海，初入门者畏之，此山中者困之，旁观者惧之，但又显示出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持久力，甚至集聚了几乎所有领域的实践者和研究者深入之、领悟之。回顾世界创新管理思想发展的110年，自1912年熊彼特提出创新概念以来，学界和实践界对创新问题进行了大量探索，并形成了以“技术创新管理、非技术创新管理、社会创新管理”为核心观点的世界创新管理思想演进路径和丰富的研究与应用成果。中国创新管理思想自改革开放时期开始萌芽，在短短40余年的时间内实现了快速发展，形成了自主创新（陈劲，1994）、二次创新（吴晓波等，1995）、中国情境下的服务创新（许庆瑞等，2003）、朴素式创新（陈劲等，2014）、非对称创新（魏江等，2017）等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管理理论，并构建起中国特色的创新管理思想体系，支持大量中国企业与其他创新主体实现从创新中获利。

关注当下，创新是新时代发展的关键力量，创新驱动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趋势。为了顺应经济发展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中国实施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其目的之一便是推动国家实现从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基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现实国情和奋斗目标所提出的，符合国情与民情。因此，创新驱动成为中国经济管理领域的一大重要战略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并强调应当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激发社会创新活力，增强科技创新能力。面向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向纵深推进，并向中国速度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大批企业和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难题，部分领军企业在技术“无人区”艰难探索，众多现实困境亟须新的创新理论与实践加以指导。此外，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与市场剧变的浪潮交织，创新的迭代速度及变革力度被再次颠覆，实践的发展对创新管理提出了新的需求和挑战。扎根中国创新实践、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与科技创新强国战略目标，提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创新管理理论与实践方案，加快完善中国特色创新管理思想体系，是助力中国把握全球创新格局演变趋势，实现追赶超越与保持领先的战略要义。

展望未来，首先，应当领会创新与实践的高度关联，在融通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大量的创新理论来自创新实践，而创新理论的发展又将对创新实践的应用范围与对象的扩大产生重大的指导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贯彻创新发展理论，结合创新发展实践，实现创新理论与实践的耦合进化，将为推进中国特色创新理论体系优化、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管理思想提供明确的指引，并为支持国家和企业对科技创新重点领域、重大技术和重要环节开展超前布局和创新实践提供关键的动力。其次，创新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应把握政策导向、兼具使命追求。中国创新学派和创新研究学者应当以新时代科技创新思想为指导，在深入研究创新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扎根中国创新管理实践，以推动中国和全球可持续发展为使命，加快推动中国创新学派崛起和创新理论体系建设。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创新研究学者既要深入学习传统文化中的创新理念，传承东方智慧；也要积极吸收国外学者对中国创新的研究和批判性思考，融合西方思考，推进辩证中学习、学习中提升的创新管理发展与再创新机制，进而为新时代贯彻中国的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的思想力量与实践引领，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促使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与塑造力提升，进而能够为有效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更多的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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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ination，Advancement，Breakthrough：Historical Lineage and Chinese New Chapter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Thought

Hu Haibo Zhou Jie Lu Haitao

Abstract：Learning from history，knowing the rise and fall. Innovation management thought is a research topic with great vitality. Since its germination in 1912，it has gathered the wisdom of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in almost all fields. China’s innovation management thought sprouted in the spring breez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just over 40 years，it has achieved the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from a catcher to a leader，and has contributed remarkable Chinese power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thought in the world. Entering a new era，the new round of global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change has posed new challenges to China’s speed. This paper explores commonalities and individualities from the historical lineage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thought in the world and China，and presents an outlook on the future research of China’s innovation management thought by combining the world pattern and China’s national strategy. The research believes that the future research on China’s innovation management thought can build a three-tiered research system of “enterprise-organization-nation”，and discuss the problems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organizational evolu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thus forming a logical grid from part to whole，and from micro to macro.

Keywords：Innovation Management Thought；Technological Revolution；Innovation Driv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