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照云、姜浩天: “天人合一”:中国管理学派的理论基石

来源:中国管理科学学会    日期:2023-12-26    浏览量:5743次

摘要


本文立足人、事、物三大管理学研究对象,将“天人合一”的管理学内涵解读为“天人同理”的规律观、“天人同体”的系统观与“天人共生”的价值观,并据此提出中文文法下的管理学概念,其遵循“修齐治平”逻辑,坚持传统经史学方法,呈现自我管理、人伦管理与组织管理的演化路径。此外,本文通过概念互释、理论对话、教育相通与方法融合进行展望,以期为“用中国理论阐述中国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天人合一” 中国管理学派 组织管理

作者简介

吴照云

江西财经大学中国管理思想研究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姜浩天

江西财经大学中国管理思想研究院研究人员

《管理》2022年第2期收录江西财经大学中国管理思想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照云和江西财经大学中国管理思想研究院研究人员姜浩天的《“天人合一”:中国管理学派的理论基石》。他们提出中文文法下的管理学概念。以下为《“天人合一”:中国管理学派的理论基石》全文:


“天人合一”:中国管理学派的理论基石


一、引言


以“分工产生效率”为目标的科学管理自诞生以来,持续有效地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职能细分与动作管理等量化方式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管理学的研究范式。而随着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一方面,具有高度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VUCA时代到来,移动互联、数智技术刷新时空,颠覆固有业态(李进生和赵曙明,2021);另一方面,在社会生产力能够满足物质生活资料的扩大再生产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改变着管理的旨趣与靶向。管理情境剧变与社会矛盾转移极大地冲击着传统的管理职能,计划从固定走向滚动、组织从边界走向开放、领导从线性走向网络、激励从物质走向心理、控制从刚性走向柔性,企业经营目标也从单一的提高生产效率上升为多元的创造顾客体验……新时代引发新实践,新实践呼唤新理论(吴照云和张兵红,2018)。管理实践中事本位与人本位、工具理性与价值选择、员工心理与关系网络的动态交互,要求对“管理”的内涵进行再思考,以整合式思维回应复杂系统。而针对复杂系统的管理研究:一则要反刍机械原子论下解构还原范式并厘清适用边界,既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又保持与时俱进的辩证精神;二则要从管理哲学本体论上以有机系统观构建理论范式,实现认识论到方法论的更新(贾利军,2022)。


从管理哲学上看,本体论决定认识论、认识论决定方法论,而方法论决定研究方法,即指导人类如何运用特定的科学方法去认识世界:本体论回答宇宙本源为何,心物是否可分;认识论回答能否认识世界与如何认识世界;方法论回答怎样运用方法体系研究和认识世界,并最终派生出具体的研究方法(贾旭东等,2018)。定量研究范式成为西学主流,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以数学、物理、化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假定了“天人相分”的本体论,因此在认识论上秉持“万物同质”的原子观,认为能够以解构还原的方法论将“树木”聚合为“森林”以达到认识世界的目的,进而体现在实践上是科学分工与程序分解,表现在研究中是抽样研究与模型推演。而当这种范式进入管理学后,在经济基础与历史文化紧密结合的人文性面前,可重复性危机与本土解释力不足的局限日益明显。为从本体论与本土性视角弥合理论与实践的鸿沟,一批中国管理学者从传统文化中寻求答案,并发现“天人合一”这一核心元件能够兼顾本土理论与哲学本体的探讨,是“中国管理学派”的理论基石。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天人合一”都被视作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精神内核而被摒弃。因为在科学宇宙观与自然进化论下,研究论述中前置着知识分类意识、科学方法运用及宗教信仰排斥,使得西学范式下自然属性之“天”与传统文化中拟人信仰之“天”天然不兼容,“天人合一”的科学语境诠释也就多集中于生态伦理观与可持续发展观的阐发(景海峰,2014)。但当“人”作为自主意识主体进入生产生活实践,“价值中立”的“管物”层面便添加上“价值关联”的“管人”选择(程少川,2021),“天人合一”这一学问、信仰与修养三位一体的哲学思想在管理学领域无疑有了得证与生存的空间。


二、“天人合一”的管理学内涵


从管理的客体与对象来看,管理是一个通过“管人”“管物”实现“管事”的过程:“物”是“无情”的生产资料,需要运用显性知识与量化方式进行最优配置,因此定量研究在“管物”科学性上具有优势;“人”是“有情”的资料生产者与产品消费者,多样化的个性、动机与情感使数学工具在行为预测方面不再百试百灵,客观选择上的最优解被主观判断上的满意解所取代,因此质性研究与“管人”艺术性相适应;“事”最终则是要靠协调“人”与“物”来达成,在科学与艺术、主观与客观之间完成一定程度的妥协(贾旭东,2018)。根据人、事、物三大管理对象,可将“天人合一”思想划分为“天人同理”“天人同体”“天人共生”三部分:“天人同理”是“物理”意义上的规律观,对应“本然”义理命题;“天人同体”是“事理”意义上的系统观,对应“实然”逻辑命题;“天人共生”是“人理”意义上的价值观,对应“应然”境界命题(苗润田,2010)。


(一)“天人同理”的规律观


物质意义上的“天”包括具象、抽象两部分。一是具象意义上的自然天,如天空、天时、天行等,甚至可以引申为宇宙天地之间自然生成的、能够认知的所有物性生产资料。如《中庸》所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而人之所以能够与天互为参照,是因为“人”是遵循“天”之形象所复制出的产物,以《黄帝内经》为例:“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这种不同组织单元的复刻映射在国家治理中表现为家国同构与身国同治:血缘地缘宗法制下的家族结构与权力落差集权制下的行政机构之间、顺应四时的中医养生与生长收藏的生产生活之间同样具有相似性。二是抽象意义上的义理天,将“天”升华为不随个人意志所转移的客观规律。如《论语·阳货》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就是根据发现活动所认识的质、量、关系、模态等客观规律进行主观创造活动,“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周易·文言传》)以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


(二)“天人同体”的系统观


与“天人合一”站在大我视域,既将人视作浩瀚宇宙的一部分,又将宇宙视为人心的一部分,即“天人同体”,为陆王心学“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集》)与“心外无理。心外无事”(《传习录》)的理论基础。从这个角度看,传统文化中的天、帝、命、性、心均为“天人同体”的不二表达,如《杨氏易传》:“天,此物也,人,此物也,地,此物也,无二一也,无二己也,皆我之为也。”因为“天人同体”,故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天人通感,所以“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吕氏春秋》),对自然、对他人的破坏性行为最终会反作用于行为人本身。一方面,出于对“天人”系统内在关联的尊重,需要以非对抗性的方式,在物与物、人与人、人与物之间谋求一种合理妥协,即“灰度”(任正非,2010),避免“过制则乱,过作则暴”的窘境(《礼记·乐记》),赋予管理在时空坐标内谋平衡、求和谐的特点;另一方面,正因为“天人”一体,所以能够通过逻辑内求来理解本我与世界的关系,如《孟子·尽心上》所言:“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这表现为内求足而外溢化,即“内圣外王”:于内追求能力修养的完备,于外追求德行善举的感染,令天地各安其正、令众人各居其位。因此禅定直观等修身、修心活动便能够视作一种管理研究方法,且“德”成为管理者的必备素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三)“天人共生”的价值观


当“天”被赋予人格化的审美与境界意蕴后,天人关系便又增添了人人关系的色彩,成为自天子至庶人构建良好人际关系的价值原则。封建时期皇帝自称“天子”而“奉天承运”,代表帝王拥有“天”一般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与此同时,如《尚书·周书·洪范》所言:“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至高权力背后,有“生养万民”的责任,要求统治者像天地包容万物一般教民养民、与民同乐,最终达到“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正蒙·乾称篇》),成为可以以一己之善性体万物之共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语录》)的圣君明主。这种“协同共生”的价值观集中体现为儒家“仁礼学说”——“以万物为参照,观一己之不足”,使得管理实践在价值旨趣上指向推动人(你、我、他)的全面发展,以“非排他性自利”为人性假设,带有体己与让渡取向(吴稼祥,2020)。故管理以“修身”为起点,按照个人德才与所能及的时空服务范围决定发展逻辑——“齐家、治国、平天下”。


综上所述,“天人合一”并非一种将结构问题掩盖在表面整体和谐下的模糊系统论,其既有边界清晰、指向明确的科学精神部分,也有弹性妥协、有所不为的天地人伦部分,是一种全局视域下寻找结构优化与动态平衡的有机整体论:“天人同理”的规律观阐发家国同构、身国同治的管理模式;“天人同体”的系统观明辨人我无二、敬天爱人的全局意识;“天人共生”的价值观代表修身为本、民生至上的价值排序。


三、“天人合一”的管理学范式构建


结合上述“天人合一”的管理学内涵:从空间角度看,虽然中西文化中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理解存在一定相似之处,但各自话语体系与学术范式的不同造成诸多诠释相去甚远;从时间角度看,“天人合一”思想自诞生以来经诸子百家讲学与历朝历代引注,概念内涵与外延不断丰富。因此,“天人合一”视域下的管理学范式构建在概念界定上要参照中文话语体系、在理论框架上要尊重文化逻辑理路、在研究方法上要体现中国历史文脉。


(一)中文文法下的概念构建


如同诸多研究将“天人合一”与生态伦理理论画上等号一样,管理学界亦有不少研究将传统思想或企业案例用作解读现有理论的研究素材。这种简单嫁接容易陷入单一话语体系而忽略了中文表意字与西文表音字背后文法规则差异,如有学者认为在学术概念上若执着于用“哲学”来解释“道”、用“宗教”来解释“名教”,本质上仍是西学而非中学(刘文瑞,2018)。诚然,面向实践的管理艺术应避免用“文字游戏”来颠覆群众习惯性表达,但介于中西文表音表意的构词法差异,用中国语境下的文法规则与表达习惯造新词或赋予旧概念新内涵,拓宽其描述边界以发扬国故确是管理学研究可以尝试之处(吴照云和姜浩天,2022)。


根据《说文解字》:“管,如箎,六孔,十二月之音,物开地牙,故谓之管”,即“管”是指一种六孔的管状乐器,声音能够让植物萌发长出嫩芽,“管”字,有促进和协调事物朝着良好方向不断发展的含义;“理,治玉也”,清代段玉裁解释为“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即“理”是考察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并善用规律使事物发展井然有序的过程。


从字形上看:“管”由“竹”和“官”组成,“竹”是“岁寒三友”之一,代表纵而不张,疏而不流的高洁情愫,与“官”结合,即要求享有权力的“官”员必须品德高尚、廉洁自律、心系百姓、处事公正,同时“竹”是古代文字记录载体,代表各种成文的规章制度,“官”上是宝盖头,下是两“口”相连,暗喻为官者应做“父母官”,关怀下属与百姓并不断与人沟通交流(吴照云,2021a);“理”字左“王”右“里”,“王”在古汉语中有“美玉”之意,“玉”中有“文”,通“纹”,代表某种烙印与轨迹,即要注意文化风俗与风土人情。


从日常表达看:生活化表达中,“管”和“理”具有不同的行为主体与概念内涵,如“管好你自己”或是“懒得搭理你”,可以看出“管理”作为组合词,先天带有主客体交互之意——主体能够“会管”且客体愿意“被管”,这种“你情我愿”的状态与西方管理的契约精神如出一辙(吴照云,2021b)。但“管理”二字组合使用时常常滑向单方面“管制”的极端,与“治”的概念相似——象征着“水从高台上流下”,因此管理默认采用“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常常忽略“水”在传统文化中有“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与“君子之交淡若水”等利他、淡泊的人格意向。


因此,中文语境下的“管理”是默认在“修身”工作业已完成才能够加以实施的实践活动,能够促进相协厥居、推陈出新的人、事、物都可以成为管理的对象,需要管理者拥有执行力、判断力与沟通力,根据自然规律和人性规律,因地制宜制定合理的规章制度,培养德才兼备的管理与执行团队,使管理客体为共同愿景产生归属、各尽其责且舒适愉悦。


相似例证不胜枚举,比如在为响应并驾驭环境变化的“领导力”研究中,“领导”一词在《说文解字》中的含义:“领,衣之曲祫谓之领,亦不谓衣后也”,即“领”在服饰空间位置上相对靠前,引申至管理中即职位层级偏上或排序靠前;“导,引也,引之必以法度”,“导”字则有利用规章制度与心理契约等方式来引导、团结众人的内涵。“领导”则是运用组织合法权与个体独特性来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动。又如《道德经》中对“道德”一词的理解:道在古汉语中有三层基本含义,分别是通假字“导”——引导、名词“规律”和动词“说”;德有两种解释,一是通假字“得”,二是“品德”;“道德”就衍生出如何引导、传播美德以及如何处理取舍得失的内涵。故未来学术研究在进行其他概念界定时同样可以参考中文词汇的训诂结论去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二)“内圣外王”下的理论框架


“天人合一”视域下,管理将利他与共生作为指导思想,指向君子“仁民爱物”的价值选择,体现为“修齐治平”的成长历程与“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遂形成一个“修己——自我管理”“安人——人伦管理”“太和——组织管理”的递推逻辑:以德才“修身”的自我管理为起点,在外化过程中吸纳自然与社会资源形成既耦合又脱耦的差序、弹性关系网络,即“人伦管理”,最终实现在不同情境下与不同人群共事的“组织管理”,三者呈现依次向前嵌套迭代的关系,系统复杂性与操作多样性逐步递增,但统筹、可行、有利、可持续的价值判断长期存在,强调追求系统增量的同时做好局部分配。


管理是一种协调人、物等资源为实现组织目标服务的实践行为,故从形态上来说必然具有人类有目的实践活动的所有要素,即实践主体、实践客体、实践环境、实践目标和实践方法等要素。因此,管理主体、管理客体、管理环境、管理目标与管理方法的“实践五维”是中文语境下“管理”理论构建的纵向视角,如此将“内圣外王”与“实践五维”的横纵视角组合起来如表1所示。


(1)“兼爱兼养”的自我管理。自我管理的主体是个体理性,客体是个体自然属性,行为表现为在大脑意识下管理身心健康、提升道德修养的过程,且面临独处与社交的内外部环境,内环境是意志隐而未外发的状态,外发于事则表现为行为。自我管理的目标是实现身心安雅的生命情态与立命弘道的人生价值,而要实现善其身而善天下的目标,必须厚植生命,获得行善的意志与力量,包括坚毅品格与知识技能等。


表1 中文语境下的“管理”理论体系(基于“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

①出自《庄子·天下》,即以理想人格建立理想社会的实现路径,在管理中代表自我管理、人伦管理、组织管理的递进嵌套关系。

②出自北宋张载《诚明篇》,指自我管理的主体是作为理性的存在者(rational being)的我(德性我),客体是作为动物性的存在者(animal being)的我(形躯我)。

③出自北宋程颐《伊川易传》,指自我管理的环境是个体意志所指向的对象,有内环境与外环境之分,但皆源于能够时时知是知非的理性。

④化用《尚书·尧典》《礼记·大学》《中庸》《论语·卫灵公》,指自我管理的目标是要实现身心安雅以完成立命弘道的人生价值。

⑤出自《孟子·告子上》《论语·为政》与明王守仁《传习录》, 指自我管理的方法是大体小体兼爱兼养,在获得知识、技能等行善的意志与力量的同时勇毅地砥砺笃行。

⑥出自《礼记·大学》,指人伦管理的主体是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

⑦出自《孟子·滕文公上》,指人伦管理的客体是每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要处理的两种关系。

⑧典出《礼记·礼运》, 经王守仁《大学问》而得到广泛弘扬,指人伦管理的目标是人人不受“小我”的阻隔与限制,组成一个基于理性法则与至善原则的联合体。

⑨化用《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尚书·舜典》,指人伦管理的方法就是推己及人、厚待有德、安近及远。

⑩出自《诗经·泂酌》《易经·乾卦·文言传》,指组织管理的主体是能体认并推广天地爱养万民之心的贤人君子。

⑪出自《易经·颐卦·彖传》《尚书·尧典》,指组织管理的客体是用以达成目标的资源和活动:就资源说,有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天地万物都是用来安养万民的资源;就活动说,就是百工庶绩,即以各种职能兴办各种事业。

⑫出自《易经·系辞》,指组织管理的环境纷繁复杂, 瞬息万变,不仅没有固定的形质和处所,也没有不变的方向和趋势。

⑬出自《尚书·大禹谟》《易经·乾卦·彖传》,指组织管理的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心与人生的全面协调及万事万物的可持续存在与发展。

⑭出自《中庸》《易经·系辞》《尚书·洪范》,指组织管理方法中的执中行权的指导原则和开物成务的操作程序。实事求是地探究万物万事的存在与运行规律,运用规律完成如“洪范九畴”所说的各种事务:“金木水火土”五行,指按节气规律进行农业劳作;“貌言视听思”五事,指态度恭敬、说话和顺、观察明辨、听事聪敏、思虑通达;“八政”,即管理民食、财货、祭祀、建筑、教育、司法、宾客、军务八项产业;“五纪”,即岁、月、日、星辰、历数协调一致;“皇极”,即树立威信并建立遴选官员和赏罚的标准;“义用三德”,即以正直为本,刚柔并济治理民众;“明用稽疑”,即参照卿士、众民和自己的意见做出决策;“念用庶徵”,即通过雨、晴、暖、寒、风等气候变化以判断年景和收成;“飨用五福,威用六极”,即通过寿、富、康宁、好德、善终引人向善,通过夭折、多病、忧愁、贫穷、丑恶、懦弱戒人从恶


(2)“忠恕絜矩”的人伦管理。人伦管理的主体是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客体是每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要处理的两种关系:一是一个个体与另外一个个体的关系,即人我之分;二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即群己之隔。第一组关系是传统社会中的五伦,即夫妇、父子、君臣、长幼、朋友;第二组关系是现代社会中的五缘,即亲缘、地缘、文缘、商缘与神缘。人伦管理的环境是人伦生活的不同领域,闲居是人伦管理的个人与个人交互的领域,有熟悉和陌生的差别;群处是人伦管理的个人与群体交互的领域,而“群”是按照一定的原则组织起来的群体,即传统术语中的家国天下。人伦管理的目标是人人不受“小我”的阻隔与限制,组成一个基于理性法则与至善原则的联合体,因此方法是推己及人,厚待有德,信任仁贤,安近人而安远人。


(3)“执中行权”的组织管理。组织管理的主体是能体认并推广天地爱养万民之心的贤人君子,客体是用以达成目标的资源和活动。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环境中,组织管理的目标涉及为何发展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前者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心与人生的全面协调,后者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组织管理的方法以执中行权为基本的指导原则,操作程序是开物成务,即掌握运用规律,完成各种事务。


该理论体系既遵循中文“管理”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概念内涵(苏东水,2005),又符合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表达习惯,契合“德本财末”“协同共生”的价值追求,兼顾主体、客体、环境、目标与方法的五维共性以便中西理论在同一范式与框架内进行比较研究。


(三)“经学考据”下的研究方法


与“天人合一”相似的系统观中西皆有,但由于各自经济基础与学科所长的不同,研究方法各有其局限性。自然科学范式下,研究倾向于用数学化、模型化的结构方程以解释现象、发现规律、指导实践,如福瑞斯特教授于1958年为分析生产管理及库存管理等企业问题而提出的系统仿真方法,然而这种范式无意间将“人”这一主客兼有的管理对象进行了“非人格化”;人文科学范式下,研究倾向于在体悟化、弹性化的考据思辨中实现“修齐治平”的德才外化,充分考虑到人的情感性与独特性,却容易因众生百态过度强调德性、格局等主观个性因素而忽略制度、利益等客观共性因素对系统动力的赋能。


管理作为社会科学需要兼顾自然与人文,为尽可能消解传统管理智慧研究中的主观性,在质化研究中除采用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坚持经学考据下的元典文献与注解文献互证。传统私塾教育中考据、训诂等研究方法风靡一时,留下校、注、集、解、疏等多样文体,使得传统管理思想的理论边界与适用条件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在梳理传统管理思想时,必须注意到这些素材的完整性与延续性,站在较长的时间跨度上进行整体把握,不仅要关注经典文献的元典本意,更要注重后世注解的意蕴阐发(叶冠宇和吴照云,2022)。例如易学思想体系不仅包括《易经》原文,还包括《周易集解》《周易注疏》《周易正义》等历代注解,用简帛文献研究的“二重证据法”将元典在不同时期的注解梳理出来,结合诠释背景、使用情景与客体对象具体问题分门别类,有助于对传统管理智慧形成持续全面的系统认识。


四、“天人合一”的管理学范式应用展望


正如文化中比较美学的观点,不被接受的美是尚未实现的美,而只有让大量原先并不熟悉的人接受,中国文化才能证明自己的体量与力量(余秋雨,2019)。但管理理论与范式从个性到共性、从特殊到一般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苏勇和段雅婧,2019),因此“天人合一”的管理学范式在理论概念、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应用上要处理好古与今、中与外的关系。


(一)中西理论概念的互证互诠


在前沿研究中,学者们往往热衷于用中文精准翻译英文的词汇与概念,而忽略了也应该用英文精准表达中文的概念内涵。以“天人合一”为例,其可以作为科学语境下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解释,但科学语境中的维度、投影等概念同样可以对“天人合一”进行解释(黄金枝,2021)。这种文法倾斜既有现实因素也有历史因素。


以大众耳熟能详的“科学”一词为例,其与英文“science”对应,在现代汉语中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某一门学科的知识,如“科教兴国”;二是某种正确的判断,如“这么做不科学”。前者首先是受日本科学启蒙大师福泽瑜吉影响,其从中国古代“分科取士”的“科举之学”得到启示,面对19世纪前叶西方科学进入专业化、职业化的时代,“数理化天地生”开始走上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将“science”翻译为“科学”,随后在1897年,康有为从《日本书目志》中直接引进了“科学”二字,并将其解读为“分科之学”;后者则源于近代仁人志士的救亡图存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与“赛先生”引领下的五四运动,分别从科学技术与科学精神上极大地推广了西方近代科技与相应的评价标准;两者结合使得“科学”有了“分科”与“正确”的含义。而《剑桥词典》给出的“science”解释是“通过观察、测量与实验所获得的知识”,并无这两层含义,反倒与《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意思相近——研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知识(吴国盛,2016)。因此,欲使中西话语体系处于平等位置互证互释,除要学习学科史与企业史之外,还有以下三个注意事项。


首先,语言是沟通传导的媒介,并不具有优劣属性。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诸多用于解释自然与社会现象的概念和理论,但由于历史条件与检测工具的限制,未用现代人熟悉的知识与话术来说明:庄子的“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与祖冲之用“割圆法”推算圆周率到小数点后七位是否体现出高等数学中极限与微积分的思想?《清明上河图》中商铺普遍使用的算盘是不是今日计算器的雏形?《天工开物》中“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的感慨是不是实地访谈与田野调查的一种主张?还有古典天文历法与天体物理运作、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与物质间化学反应、《易经》阴阳两爻与电学正负两极等。


其次,诠释发现的话术差异同知识的创造性转化与产出并不矛盾,不能因理论的暂时空白而否定现象规律的客观存在性与诠释话语的合理指导性。如战国都江堰、秦朝灵渠、隋唐大运河等古代水利工程建设,虽未从中诞生现代意义上的地质学、物理学与结构力学,但施工过程中的地质地貌勘探、地势水位勘测、施工进度估算,都立足于不言而喻的几何学实践。诚然实用理性下的行有所止在“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方面无法同先验逻辑下的追本溯源相提并论,但相似的,物理学家在实验中发现的现象,往往也要等到数学发展到相应的高度才能形成数学理论与模型来得以解释。


最后,除关注中西管理文化符号的“分殊”之外,更需要重视实践中共有的“理一”部分,如表2所示:西有标准化生产的《科学管理》,中有“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的《考工记》;西有经济人、社会人的互补人性假设,中有性善论、性恶论的本性探讨;西有组织认同的向心归属,中有众望所归的群众肯定;西有“当分工产生分功时会造成组织崩坏”的谷仓效应,中有“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的成就共享;西有“组织烙印”的印记理论,中有“以史为鉴”的治国方略;西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哲学理论,中有“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的生活观察;西有领导追随的成员交换,中有上行下效的模仿超越;西有忏悔祷告的文化仪式,中有“心存敬畏,方能行有所止”的传世家训;西有价值涉入的研究取向,中有以道驭术的向善传统;西有评定员工任务的绩效考核,中有纠偏官员权责的考成法;西有给予成就赢得好感的富兰克林效应,中有交互共情的“一回生,二回熟”……

 

表2 中西管理相似概念举例

诚然,局部研究契合无法推导出整体范式相同,思维对应不意味着旨趣相同(王方华,2011),如中西都有“人本思想”,但旨在“成事”或“成人”是两种不同的价值理路。应平行类比与举一反三双管齐下,避免中西之间的生硬衔接沦为彼此的素材注解,而忽略了背后的整体文化差异(王肖婧等,2019)。


(二)传统私塾教育与现代教育逻辑相通


中国传统的学科分类与西方相去甚远:一则在强调专精一隅、工匠精神的同时,也重视融会贯通,讲究“博学鸿儒”;二是学科划分与西方错位,中国传统的中医、地理、天文都被列为文科,近代西方传入的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部分被视作理科。若采用单一分类判别标准,自然无法共融,因此要看其学科设置与研究过程的底层逻辑是否相通。


从人类认识、改造世界的过程来看,研究科学的过程大体可以分为获取信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检验结论、实际运用五个阶段,与《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治学方法高度相符(席泽宗,2013)。“博学”是观察世界、博览群书获取信息,“审问”是发现疑惑提出问题,“慎思”是利用逻辑推理、信息工具来分析问题、得出结论,“明辨”是检验结论是否合理正确,对正确合理的结论,就必须“笃行”落地。这种博学于文,站在前人的实践理论成果上,结合自身经验去思辨分析、实践检验自身观点的治学方法,经常表现为对经典的整理、考据,用自身的创新为其添加批注、查漏补缺使其更加完善,代表性成果如《水经注》。“师承”二字贯穿其中,不仅赋予了古代思想成果高度的积累传承性,更契合了今日学术论文撰写的基本步骤:发现选题、回顾文献、选择方法、实证检验、落地推广。因此,培养管理从业者与研究者读原著、品原文、悟原理的国学素养和现代管理思维与功能教育并行不悖。


(三)经学考据方法与质性研究范式融合


中国传统经学史学教育对文献考据与汇编的重视,使得其研究成果以“文本遗迹”的形式保存至今,成为历史编纂学的原始数据。相对于案例研究,历史编纂的优势在于编码对象是普遍易于获取的遗迹,这些遗迹存在于不受任何研究人员操纵的自然环境中,具有可重复操作性且能够避免事后讲故事,满足扎根理论“让理论自然涌现”的内在需求。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研究过程中受限于遗迹的有限性与不完整性,所涉及的作者与其他当事人在研究时多已辞世,推断过程受制于错误判断与主观判断,易对理论产生偏差(曾荣光,2020)。


已有诸多管理学者运用经学考据与质性研究结合的方式产出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以供参考。案例研究如聚焦“物化约束”局限,以明代龙江船厂为例,对《龙江船厂制》《南船纪》《船政》等史料进行编码分析,发现中国很早便有一套“上有道揆,下有法守”的独特内部控制模式(张萍和杨雄胜,2018);抑或是针对报酬本位和短期行为的现代股权激励制度不足,基于历史典籍《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和 CCTV 纪录片《晋商》数据,运用建构扎根理论挖掘出晋商乔家字号将情感、信任等社会因素嵌入经济组织中的身股激励模式,抽象出“价值生成—制度耦合—利益强化”的内在机理等(胡国栋和王天娇,2022)。文本研究如将《论语》中109个“仁”的释义进行归纳式多级编码,提炼出孝悌爱人、持续践行、社会规范、自我修养四个维度,映射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家氛围导向、长期导向、类亲情关系与高忠诚度(颜士梅和张钢,2020);抑或是基于《道德经》文本运用三级编码技术构建出道本思维(阴阳中和)、自然原则(正反相易)、上德行为(无我利他)与整体绩效(时空数量)四位一体的道本领导模型等(张党珠等,2019)。


五、结语


瞬息万变与多元发展的现代社会带来自下而上的变革,愈发需要站在系统的、全局的视角进行资源整合与统筹规划:于企业而言,价值创造从简单的内部分工提升效率转向价值链伙伴与无边界共生社群的协同共创;于国家而言,从单一国家或是联邦国家的零和博弈转向广义上命运共同体的竞合博弈……。这些均表现出管理理论创新的迫切与“天人合一”有机系统观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时代价值。而以“天人合一”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智慧,能够“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精神力量”,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赋能。


毋庸置疑,中国管理的哲学正义与范式构建既不想全盘否定西方管理学,亦不想与之分庭抗礼,更不是供中国管理学派自娱自乐,而是旨在提供世界管理研究的增量。近几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提出的“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等畅想,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展现出的众志成城与国民修养,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以二十四节气作为倒计时的传统文化元素等,无不展现出“天人合一”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生命力。这更需要我们在学科建设与理论发展中处理好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关系,师古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猎新。不可否认,伴随血与火的洗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过失败的历史教训,但其重民生、察民情、崇大同、求臻善、协万邦的深层结构历久弥新、熠熠生辉,将其中的管理智慧阐发弘扬,必将与西方管理理论一道为化解世界管理难题贡献中国方案。



①习近平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2021年5月9日。

②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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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y of Human and Nature”:Theoretical Cornerstone of Chinese Management School

Wu Zhaoyun Jiang Haotian


Abstract:Based on the three major management research objects of people,works and things,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management connotation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cluding the law,system,and value view,then it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management under Chinese grammar,which presents the evolution path of self-management,human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that follows the logic of “Xiu,Qi,Zhi,Ping” and adhere to the traditional classical historiography method. Finally,the prospect is made through the mutual interpretation of concepts,theoretical dialogue,educational interlinkage and method integration,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explain Chinese practice with Chinese theory”.


Keywords:“Harmony of Human and Nature”;Chinese Management School;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